晋国在西陵的失败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交州的失利，两处地方对晋国来说都是意外收获，都是地方反叛东吴后投降晋国，但晋国却又全部得而复失。交州有吴国悍将陶璜坐镇西南，荆州西陵有名将陆抗砥柱中流，司马炎不禁感叹着，‘自古江东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啊。吴国会卷土重来吗？反正孙皓还是那句话，‘天命在我’。西陵被收复后，以孙皓为首的许多人似乎都有一种东吴不可灭的神奇感觉，好像历史也一再证明着这一点。有术士尚广马屁送上，他为孙皓连忙卜了一卦，结果是，‘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意思是，庚子年时，孙皓的青罗伞盖会进入洛阳，而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庚子年正是公元280年。孙皓听了这话自然喜不自胜，看来由自己一统寰宇是上天注定了的，真是‘天命在我’呀，于是孙皓不修德政，而是积极筹划准备着兼并晋国呢。
与其说孙皓有老天庇佑，而其实是有像陆抗、陶璜这样对吴国忠贞不二的能臣名将在支撑着整个国家。尤其是陆抗的名将风范，在同时期甚至无人能出其右。西陵收复后，陆抗进入城中谨慎地处理好各方面后事，重新修葺了城墙防御设施，之后便返回自己在荆州的驻地东乡（今湖北荆州西南部）。陆抗因功加拜都护，后受封大司马、荆州牧。陆抗对吴国可说有再造之功，但本人却始终保持低调。西陵之战获胜后从未见陆抗流露出骄傲自负的表情，而是像往常一样保持谦虚谨慎，对待士卒们依旧和蔼可亲，因而全军上下都感到欢欣鼓舞。陆抗这一年四十有六，正值壮年，却懂得大功之后戒骄戒躁，低调谨慎，这对晋国来说反而是最可怕的。反观晋国方面，虽然丢失西陵完全在于杨肇的迟缓怯战，但事情也要从两个方面去看，因为晋国原本援救西陵的计划是三路合进，可谁也想不到只有杨肇一路到达了西陵外围，另外两路人马连影子都没见到。如此，杨肇便成了孤军，不能突破陆抗组织修筑的城围也就无法与西陵城中的步阐呼应、配合，时间一长，粮草出现问题，在苦等其它两路兵马无望的形势下，杨肇无计可施，不得不引军撤退。所以后来便有人为杨肇正名，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杨肇的女婿，中国历史中著名的美男子潘安。潘安就说，杨肇当时是悬军深入，又救兵不至，粮尽道穷，所以率众而返。战后虽然被贬，却是‘天下服其勇，世主思其忠’，这也许就是杨肇没有被处以极刑，只是削职为民的原因吧。但不管怎样，西陵之战晋国是败了，作为总督荆州军事的最高长官，且手握五万重兵却没能派上用场的羊祜无论如何难辞其咎。有关部门就上奏说：“此次羊祜率军八万有余，吴军不过三万人马，羊祜却在江陵按兵不前，使贼兵备好攻守战具。只派出杨肇一支偏师深入险地，兵少且粮草不继，导致我军最终失利。羊祜有违诏命，无臣子节操，应免去官职，保留爵位回府听堪。”司马炎当然明白，此次三路进军的计划也是自己的主意，只是羊祜执行起来出了偏差。司马炎并不因宠信羊祜而文过饰非，自己检讨的同时将羊祜从车骑将军贬为平南将军，但仍然负责荆州军事，以观后效。
看来羊祜必须要从西陵的失败中好好总结了。此时羊祜已年过半百，比陆抗稍长，羊祜素来能识人、有远见，此次却在西陵之战中完败。通过此战可以看出，吴国虽因孙皓滥政而国势衰退，但实力尚存。孙氏在江东经营多年，根基牢固，尽管现在出了个喜欢瞎折腾的孙皓，然而吴国也有着一批勤勉为国的忠贞之士，特别是有像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灭吴大计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陆抗实在是不世出之将才，军事水平绝不在羊祜之下，今后晋吴两国的较量显然将在羊祜与陆抗之间展开，因而羊祜意识到，攻灭吴国不能操之过急。现在羊祜总督荆州，而吴国的荆州恰由陆抗总责，两人的这场对手戏还要一直唱下去。既然如此，羊祜便将对吴军事策略做出调整。晋国从益州顺江伐吴的总体战略没有改变，但长江中段，也就是荆州地区因为陆抗的存在便不能采取大规模集团作战的方式，因为晋国目前只占有荆州的一小部分，而吴国在荆州却有着广阔的后方纵深，晋军如果冒然前出，很可能被吴军引入纵深地带，之后利用地形优势分割包围，各个歼灭。西陵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因而羊祜觉得，应该采取逐步蚕食、稳扎稳打的军事方针，利用晋军在兵力和资源上的优势挤占吴国在荆州的空间，逐步将晋军的触角伸至长江沿线，为最终的顺江伐吴提供有力保障。羊祜现在要做的就是与敌人消磨时间，等待机会。虽然交州、西陵都得而复失，羊祜却从中看出，吴国孙皓的统治不得人心，所以才会有地方将领不断的背叛。其实，早在吴建衡二年（公元270年）九月，吴国宗室，孙皓的堂弟孙秀便叛吴降晋。孙秀之前任吴国前将军、夏口督，身为宗室却拥兵在外，孙皓对其一直十分忌惮，民间甚至流传，孙秀早晚要被人算计的说法。后孙皓派近臣何定率五千人马以打猎为名前往夏口地区（今湖北武汉），孙秀知道后非常恐慌，以孙皓的秉性如果对谁起了疑心，那可是说杀就杀的。于是孙秀当机立断，连夜带着妻儿老小及手下两千部曲投奔了晋国。把个孙皓气得直翻白眼，将孙秀宗室除名，还给人家改了姓。改姓也没用，孙秀投降晋国后受封骠骑将军、交州牧，开府仪同三司。紧接着下一年，孙秀以前的部将何崇又带领五千人投降晋朝。羊祜看到孙皓正在众叛亲离，于是对吴人采取以诚相待，收买人心的策略，就是要从内部进一步瓦解孙皓的统治。如果能将吴国民众唤醒，起来反抗孙皓的暴政，到时就是有十个陆抗恐怕也无力回天了。
自西陵收复后，孙皓觉得吴国自有天助，所以经常就要在晋吴边境试巴试巴，特别是在荆州地区，两国都明白这里是战略要害中的要害，谁控制住了荆州谁就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但陆抗心中当然明白，吴国虽然在西陵之战中以少胜多，但胜利的前提是建立在晋国出错的基础上，如果晋国的三路人马或是以更多的兵力直扑西陵，究竟谁胜谁负殊难预料。吴国毕竟国力弱小，百姓生活困顿，目前主动向晋国发起挑战实在是有弊无利，陆抗便向孙皓上疏说：”臣闻《周易》中讲求顺势而为，《左传》中欣赏寻机而动，所以夏桀罪孽深重时商汤才出兵讨伐，商纣荒淫暴虐时武王才授钺出征。如果时机不到，商汤宁肯被囚禁于玉台整日忧思，武王宁愿在孟津撤军也不会轻举妄动。如今，国家不能致力于富国强兵，奖励农耕积蓄粮米，令文武人才各尽其用，百官群僚各司其职，升降有序以激励各级官吏，赏罚分明以劝惩奖抑，用道德教化官员，用仁义安抚百姓，这样才能顺应天命，席卷海内。如果听任众将为求名利而穷兵黩武，耗费糜饷且士卒疲惫，敌人没有衰败，我方却似得了大病。为了帝王的名分却被蝇头小利蒙蔽双眼，出此建议之人实在奸恶，绝非国之良策。过去齐、鲁两国交兵，鲁国接连获胜却很快灭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两国大小实力不同。何况我们现在取得的一些战果还不足以弥补我们的损失，一味地好战将会失去民众，此乃古之明鉴。应该暂缓兵事，畜养民力，等待时机，这样才不至于到时后悔。”陆抗又说了一大堆，核心意思就是息兵养民，积蓄国力，待机而发。孙皓拿陆家也是没招儿了，陆家个个都是犯颜进谏的直臣，又都是文武全才的重臣，本指望陆抗一鼓作气拿下晋国，结果人家来了个息兵养民，你陆抗不是名将吗？不是很能打吗？你倒是打啊。哎，孙皓想指望陆抗，陆抗却总有自己的一套。孙皓还不敢怎么样，陆抗现在是威震华夏，陆家封侯掌兵的就有一群人，个个都不是好惹的。可孙皓现在正在志得意满之时，不给晋国点儿颜色看看，对得起‘天命在我’吗？于是，孙皓还是老办法，对陆抗的建言置之不理，只是继续要陆抗寻机与晋国交手，反正你是名将，打赢打输你自己看着办吧。
不管领导怎么想的，反正羊祜和陆抗的思路有些殊途同归了。一个是怀柔罢兵，以诚相待，一个是息兵养民，等待机会，于是双方在荆州地区开启了一段静好岁月。双方偶有交手，但每次羊祜都事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晋军有些将领想要偷袭吴军，羊祜总是打岔敷衍过去，要不就是宴请众将，等大家酒足饭饱之后也就没人惦记打仗的事儿了。羊祜的人马有时进入吴国境内，收割地里的稻谷以充军粮，但每次都会根据收割数量以绢帛等价偿还吴军。羊祜还喜欢打猎，每次游猎时，羊祜的人马只在晋国的荆州境内驰骋，从不会进入到吴国的荆州辖区。遇到吴军同样游猎时，如有鸟兽是吴军射杀的却跑到了晋国一边，羊祜便令军士捕捉后原数奉还。两军之间可谓礼尚往来，始终保持和睦相处。一次陆抗生病，羊祜得知后便派人送汤药过去，还说：“这是我自己配制的药，还未服，听说将军病了，就先送给将军吃吧。”陆抗手下怕其中有诈，都劝陆抗别喝，陆抗并不怀疑，说道：“世上哪有用毒药害人的羊祜呢！？”说罢，仰头喝下。对于羊祜的这些做法，陆抗心中很清楚，所以常常告诫手下将士们说：“羊祜是在以德服人，如果我们只知暴力对抗，反而最后是我们被别人征服。大家现在各保疆土，何必贪图一时小利呢。”陆抗时常在众人面前称赞羊祜的度量，虽乐毅、诸葛亮这样的人物也不能比啊。荆州局面如此终于传到了孙皓那里，孙皓一听，嘿，老陆头儿啊老陆头儿，寡人命你是去守卫荆州，寻机攻打晋国，你却和晋国人玩起了礼尚往来，你是去和羊祜打仗啊，还是和他过家家呢？孙皓因此很是不满，就派人前去诘问陆抗。陆抗便说：“一邑一乡尚且不可不讲信义，何况是国家之间呢。臣不如此，反而彰显了羊祜的德行，对他却毫无伤害啊。”陆抗显然是在告诫孙皓，人家对你讲诚信，你不能对人家耍流氓，否则就会自食恶果。孙皓拿陆抗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心说，老陆头儿，你老有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只要荆州丢失一寸土地，嘿嘿，老陆头儿，你等着。
羊祜当然不是在过家家，而是始终贯彻着既要对吴人以诚相待，也要蚕食吴国土地的战略方针。羊祜首先占据了荆州东部的战略要地，并先后建起五座城池。以此为依托，蚕食吴人的资财和土地，吴人来降者络绎不绝。羊祜手下在晋吴边界抓到了两个吴国将领的孩子，羊祜知道后命令马上送回，不久有吴将夏详、邵颉来降，结果那两个孩子的父亲索性也一起率部来投。又有吴将陈尚、潘景进犯晋国边境，结果被羊祜击败身死，而后羊祜命以厚礼殡殓，在其家人前来迎丧时，羊祜又依礼送还。吴将邓香进犯夏口时兵败被俘，羊祜并没有为难他，而是将其释放。后邓香感羊祜不杀之恩，率领部属归降了晋国。总之，羊祜在荆州的指导思想就是攻心为上，让吴人切实感受到晋国的诚意。然而，陆抗所做的一切身后是孙皓的不理解，羊祜所做的一切背后也有佞臣在朝中责难。司马炎身边的近臣荀勖、冯紞见羊祜一直颇受司马炎信任，且现在手握重兵出镇地方，担心羊祜早晚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便借羊祜在荆州对吴怀柔之事有意无意地在司马炎面前说三道四。荀、冯二人当年力推贾充的女儿成为了太子妃，是贾充一伙的死党。其实，当初贾充险些离开洛阳赴西北外任，羊祜曾密奏司马炎应该留下贾充在京城任职，这也是贾充最终留在了京师的原因之一，司马炎后来将羊祜的话告诉了贾充，这令贾充大感意外，后向羊祜表示感谢时说：“我现在才知使君是真正的长者啊。”虽然羊祜与贾充一党完全属于两类人，羊祜向来以正直忠贞，嫉恶如仇，公忠体国立于朝野，但羊祜同样是兼通儒、道的战略家和思想家，懂得人情世故的重要。而贾充是司马昭临终前指明给司马炎做辅臣的，而且是唯一指定的辅臣，所以贾充和司马家的关系可以说是铁打不动。羊祜不得罪贾充，甚至主动示好，正是为了自己灭吴的整体战略不要受到贾充等人的掣肘，虽然贾充是反对灭吴的，但正因如此，羊祜才不能得罪他，至少不能与贾充公开对立令其从中作梗。所以，尽管有荀、冯二人的诋毁，只要贾充不说话便无大碍。
贾充不折腾羊祜，但在朝中也不会闲着。这时候，贾充又想起了任凯、庾纯差点把自己挤出京城的事情。贾充知道，任凯也是司马炎信任的人之一，现在俨然自成一派和自己对立起来，就连司马炎都看出贾充、任凯不睦。但毕竟两人都为司马炎所倚重，司马炎便决定充当一回和事佬，在宫中设宴招待二人，席间自然是说了一些朝廷为一个整体，大臣之间应当和睦这样的废话。贾充、任凯都不是傻子，当着皇帝的面自然是要给台阶的。于是，两人表面握手言和，互相拜谢，可实际内心里对立如初。此后，两人都觉得反正皇帝已经知道二人不和的事情却未有任何处置，致使贾充、任凯更加肆无忌惮的拉帮结派，培植党羽。两派表面上互相推崇、尊重，心里面的积怨却越来越深。这时，贾充抓住机会向司马炎称赞任凯的才能，并举荐任凯出任吏部尚书，目的是将任凯从皇帝身边先调离，让任凯陷于繁杂的人事工作中而不能常伴皇帝左右。司马炎当然不会想那么多，还以为贾充推荐任凯真的是抛弃前嫌、举贤任能呢，于是便命任凯任职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负责典选之事。果然，任凯做了吏部尚书后因事务繁忙，见皇帝的机会大为减少。由此，贾充及其朋党便利用一切可能在司马炎面前诽谤任凯，但贾充一派并不会直接出手，因为司马炎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贾充指使宗室大臣，高阳王司马珪出面弹劾任凯豪华奢侈，竟敢使用皇家的御用器皿，这就犯了司马炎的忌讳。因为此时的司马炎一直推崇节俭，自己也能身体力行，不想手下大臣敢违制私用皇家器物，司马炎一气之下将任凯免官。后来查证时才发现，这些御用器皿原来都是任恺的妻子齐长公主在曹魏时期获赐的，不过任凯自己为此颇多抱怨。任凯这样的态度不仅没有消除司马炎的误会，反而加重了猜忌。难道任凯娶了曹魏的公主，还对曹魏有所依恋吗？因而司马炎开始疏远任凯。贾充是宫廷内斗的高手，在一次与群臣筵饮时又与时任河南尹的庾纯争论起来。贾充没有忘记，庾纯也是和任凯一起排挤自己出京的。于是当众指责庾纯说：“你父亲年事已高，不知回家去奉养尽孝，真是无天无地之人。”庾纯一听，去你妈的，贾充你是个什么东西，借着酒劲，庾纯脱口问道：“高贵乡公何在？”意思是曹髦人呢？还不是你贾充背主弑君，简直禽兽不如。贾充当时差点没背过去，心中又恼又怒，却无言以对。之后，贾充上表辞官，想的是以退为进。结果，庾纯也上表弹劾自己酒后失言，反正是把贾充骂了，自己先痛快了。司马炎明白，这又是两派之间在明争暗斗，在旁人的劝说下只得将庾纯改任国子祭酒，大概相当于教育部长的职位吧。
晋、吴两国的岁月静好并不能掩盖朝廷中的勾心斗角，晋国内斗如此，那么吴国呢？吴国的事情只会比晋国更加惨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