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终将被少年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除了结婚。

“请问，同志在哪个单位工作？”

坐在方兆中面前的这位相亲对象名叫乔雨青，上穿一件白色女式衬衣，一只小巧的棕黄色小皮包平放在两腿上方，头发短的非常知性，扑面而来一股文艺女青年的气质。

“我在队里从事简单的搬运工作，随时听从组织调配。”

1979年，生产队其实已经不叫生产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举行之后，许多地区的生产队自发拆分为生产小组，或者基础的初级农业社。

方兆中所在的昌北县就在帝都脚下，早早赶在时尚潮头的前列。

乔雨青十分机敏，一听方兆中说“随时听从组织调配”，就知道这人葫芦里没卖好药。

什么搬运工作，听从调配，说的冠冕堂皇，其实就是待业人员。

有趣的是，两个待业人员谈话的桌面上放着一张新鲜刊载的《人报》，报纸的头版登载了今年春夏之交，上局批转的一篇《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

报告中明确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

这是1978年正式改开之后，上峰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经营的报告。

原因也很简单，78年之后，大批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返城，城镇共计积压待业人员已达800万左右。

乔雨青心中略有失望，她自己虽然也是待业人员，但父亲在燕京市里当语文教师，母亲是县立图书馆的管理员，未来在“县区文化领域”混个职名儿还是简简单单的。

“那……父母单位也是在生产队吗？”

“哦，我父亲在内燃厂当工人，但现在卧病在床，身边离不了人；母亲给队里掌勺做饭，有时候也帮人缝衣服。”

话里半真半假，方兆中笑的人畜无害。

实则真实情况是，1970年的时候，县里内燃厂承接一批苏联淘汰的旧式设备，由于国际关系因素，彼时厂内缺乏苏联专家的指导，新设备在安装不久之后发生故障。

方父方建国为了解救当时在厂里加班的一组妇女工人，毅然决然英勇就义。

锦旗补贴少不了，可方兆中不想遇人就提这茬。

一是有炫耀嫌疑，二来他也不想结婚。

前世的他专门坐在机关单位写材料，按说体制内的男同志一向是婚恋市场的香饽饽，可谈了三年的女朋友提到结婚，开口就是68.8万的天价彩礼。

江南西部习俗，别说王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不顶用。

68.8万换三床被子，他觉得自己还没龟男到这个地步。

但方兆中是啊。

这位初中学历的方小同志在“被穿越前”暗恋县里一个名叫庄晓丹的女知青。

这个庄晓丹的成分不太好，73年的时候在昌北县下属农林队从事生产劳作。

75年的时候，方兆中和庄晓丹看对眼了。

上沪来的庄晓丹天生有股不同寻常的气质，笑起来的时候明丽张扬，静下来的时候温温柔柔，口吻里自带沪上水乡的柔美气质。

情窦初开的方兆中自然不是庄晓丹的对手，玩玩暧昧，搞搞拉扯，我们的纯情小同志被迷得神魂颠倒。

要说特过分的事庄晓丹也没做，无非是借助方母张桂花的关系，给她调了个岗位。

但这也是最让现在的方同志最气愤的事情。

张桂花一不在街道办劳动局，二不是生产队的管理人员，怎么给庄晓丹调岗呢？

求人呗。

方建国虽然没评上烈士，但好歹也是个先进楷模，就义前又属于工人团体。

在这个年头，工人老大哥五个字可不是白叫的。

张桂花为着未来这个准儿媳妇求到了队里，生产队大队长看在方家一家人的面子上，给庄晓丹调到了内燃厂文件室收文件。

顺利调了岗，庄晓丹却只字不提结婚扯证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