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份的北地，空气中依旧带着微寒。

县里电子夜大的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方兆中待岗期间，受春风胡同街道办的邀请，暂时在文化办公室负责起草文字工作。

说是文字工作，其实就是写写横幅，设计设计宣传标语，顺便替街道办规整文字档案。

而这些事情，方兆中简直太熟了，熟稔到……有一种兜兜转转几十年，又回到机关办公室写材料的即视感。

文化办公室里总共两男同志，一个是方兆中，另一个是方兆中的发小，名叫毕文渊。

毕文渊人如其名，文渊，有着浓厚的文学爱好，他同方兆中一路做过小学同班同学、初中同班同学，初中毕业之后，毕文渊经过劳动改造，分在了县图书馆工作，这回也是被“暂借”到街道办来做事。

“兆中，你来看看，我这文章写的怎么样？”

1977年国家宣布重新恢复高考，毕同志非常激动地考了两年大学，可惜一概名落孙山，渐渐杜绝了再上大学的念头，转而给各大报纸、杂志投稿。

有些地方杂志登载过毕文渊投稿的几篇现代诗歌，但他的短篇小说，却至今还没过过稿。

方兆中走了过去，看见稿子上的标题。

“《路灯下的我》？”

老实讲，这是一篇平庸到不能再平庸的稿子，讲的是主人公认识到了人生的哲理，并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抱得美人归的庸俗故事。

77、78、乃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坛流行的文学风向都是伤痕文学类型，与这篇《路灯下的我》相似风格的稿子简直多如牛毛，而短篇小说又受2万字的字数所限，故事得不到延展，剧情也落入窠臼，像极了装在套子里的人。

那么什么时候有新的文学风向出现呢？

1979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发布《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被称为改革文学的先驱。

蒋子龙之后，改革文学开始兴盛吗，先锋文学也逐渐大行其道。

当然，这都是后话。

“你打算投哪里去？”方兆中问道。

毕文渊拿着稿子竖在桌面上，非常有自信地说道：“就近选择，要么投《燕京晚报》，要么试试《中国青年报》。”

方兆中拍了拍老毕同志的肩膀，没有出言打击对方的自信心：“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有试的勇气就好。”

“兆中，你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了？”毕文渊被这一席话夸的眉飞色舞：“对了，77年的时候你高考失利，今年不再试试吗？”

1977年的时候，还没有“被穿越”的方兆中同志在第一届高考中顺利落榜。

方兆中坐回了自己的位置，道：“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今年恐怕是不成了。”

他倒是也想过高考这条路子，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那可是实打实的精英人才、国之栋梁，知识分子如果能通过高考考上大学，不仅可以每月领取国家补贴，而且享有干部身份，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全然不是后世工资3000一月的本科牛马可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