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三环中路77号，北影厂第三厂址。

会议室里，北影厂领导和几位导演坐在一起，讨论近期的选本问题。

“79年过半了，咱们今年拍的影片收到的反响不错，《泪痕》开年，张铮执导的《小花》的反响也挺不错，王好为和谢添俩人导的片子也快要上了，但对于咱们北影厂来说，这样的出片量还是少了。”

说话的是北影厂的现任厂长汪洋，1916年生人，今年63岁，和当代的主编秦兆阳是同时代的人物。

北影厂第一任厂长田方卸任后，51年的时候由汪洋继任，北影厂每周开会选本就是田方老厂长定下的规定。

特别是1962年第一届白玉兰奖之后，谢晋、汤晓丹等实力导演为上影厂拍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影片之后，南北影厂的出片竞争尤为激烈，选本问题便成为了重中之重。

可惜的是，62年的四年之期太短，这种南北良性竞争很快化为乌有，但北影厂选剧本的好习惯依然保留了下来。

谢添和王好为一男一女两位导演就坐在会议室里，谢添也六十多岁了，在会议室里轻易不发表意见；

王好为则更加热情一点，梳着短发，头顶戴着一只女式发箍：“相比去年的大河奔流、南疆春早，咱们今年下半年确实要努力导片了。

这几天我问编剧部，能从外面收到的投稿剧本，质量过关的实在寥寥无几，我们想翻一翻本子聊聊想法都不容易啊！”

这时，另一位中年同志开口了，是写《小花》的那位编剧前涉同志：

“还是一个招人的问题，编剧部能招收到的年轻编剧不够多，再者全国才开放，要从外面收本子不太容易。

我还是那个想法，咱们找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来拍，也可以和文协、人文社、报社或者中华书局的同志们一起合作，看看有什么作品适合搬上荧幕的。”

王好为很认同这个想法，立马接了话：“谌容同志在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万年青》，或者去年出版的《光明与黑暗》都很好，而且我和她都是妇女同志，需要沟通的话我可以去打头阵。”

汪厂长点了点头，肯定道：“好，好为有机会就去和谌容同志沟通沟通。”

话音方落，不怎么轻易发表意见的谢添老同志说了一句：“大伙看了最近的晚报没有？”

在北影厂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们嗅觉都相当敏锐，谢老同志一开口，其他人便听出了个七七八八，立刻便有人应：

“这两天的晚报难买，那一期登了《好事多磨》的报纸得在报刊亭排队买，我还是托人到日报社，让内部同志给我捎了一份。”

汪厂长也来了兴趣：“你觉得那部短篇小说有改成电影的潜力？”

“老汪同志，如果没有，我肯定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谢添继续说道：“那篇《好事多磨》我看了，我个人认为，从题材上就适合改剧本，男女都是军人身份，故事里围绕着爱情和磨难探讨人性，最难得的是，它具有悲剧内核。

咱们现在的片子大多强调好的结局，实际真正的人生很难事事如意，这也是我想做出的一次尝试。”

“你想亲自执导？”汪厂长问道，口吻中显然有点惊奇的意味。

1964年之后，谢添由于各项因素中断了导演之路，五十岁的他从家里迁居到牛棚，即便在77年之后，他也没有立即执导影片。

今年开拍的《甜蜜的事业》，还是因为北影厂的坚持邀请，加之剧本出自周民振之手，才让他重拾起执导电影的老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