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由陆费逵创办于民国元年，在民国时期到抗战期间承担着国内大部分的文艺著作印刷任务。

早年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都是自中华书局出版而来，并在天津、广州、杭州、南京等地设立分局，已然是全国最大的出版书局。

建国之后，中华书局在上海的老编辑所，被指定为上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专门办事机构，书局每年出版文艺小说的数量锐减。

小说出版任务渐渐移交给国内其他出版社。

比如50年代所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最初的小说出版业务，就是从中华书局这位历经风霜的老前辈手中慢慢接管过来的。

至此之后，中华书局每年出版的文艺小说仅有个位数，书局工作重心放在了近代文史哲学的相关书籍出版上，以及国家级古籍的文物整理上，颇有一种少林扫地僧不问世事之感。

方兆中第一次知道中华书局，还是2012年的时候，国家邮政为庆贺书局百年华诞而发行了一枚特种邮票，因此勾起了他对中华书局的好奇心。

当秦兆阳主编和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方兆中的惊讶之情完全不做掩饰。

“中华书局的同志，怎么会看上我的《风声》？”

秦兆阳笑道：“中华书局也是出版社，为什么就不能看上你的《风声》？”

方兆中真不大相信。

如果说他写的是一篇极具专业性的《论语译注》、《红楼梦批注》或者是《太平御览细考》这类学术性文献，能被中华书局看上他还能信两分。

风声呢？风声全然是一部谍战小说，剧情三分真七分假，连有些情报战情节都是靠想象杜撰的。

这与中华书局的相性根本就不符嘛！

这就好比一位歌手写了首英文歌，全程love me love me，结果拿了华语金曲奖。

怪那什么的。

再则说了，他的《风声》在秦兆阳的手上，要出版也该是人文社出版，现编室和出版室，两间办公室就在一栋楼，怎么就跑到中华书局去了？

秦兆阳看出了方兆中的疑惑，笑意不减地说道：“你知道陆费逵先生吗？”

“知道，在1912年1月1日创建中华书局的那位先生。”

“陆费逵先生曾说：‘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这两条被收录进了《我国书业之大概》当中，如今张贴在中华书局的大厅之中。

所以，即便如今书局不大出版小说类的书籍，但依然设有文学小说出版办公室，每年最少要出版两部中长篇文学小说，其中根源，皆从陆费逵先生的这两句话上来。”

方兆中听的认真，此刻心下疑惑顿消，更多了一重好奇：“只是《风声》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些地方还比较稚嫩，书局的同志是怎么选上它的？”

秦兆阳非常耐心地解释道：“因为书局每年出版的小说有限，数量大概在两到三本左右，所以书局的同志们希望每年出版的小说，最好是具有该年风貌特征代表性的。

出版办公室的江主任和我说，他认为《风声》实在太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