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了申城大学，当时先生的朋友元淑先生正在申城大学交流，他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一生爱书如痴，所藏宋元明清各式刻本、抄本、校本过二十万卷，而且学识渊博，在目录学、版本学等和古书有关的方面可谓是当世一代大家。我们到学校时，元先生正在给学生上课，我们便在教室外等着。元先生当时在讲《资治通鉴》，只听他说道：“《资治通鉴》由宋英宗下令编撰，至宋神宗时期完成，历时十九年。起初并不是这个名字，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为《资治通鉴》。著书立说需要大量时间，在朝为官还身居高位肯定没这工夫，在这方面司马光要感谢他的政敌王安石，王介甫实行他那被后人诟病千年的变法，司马光和他政见不和，无法久居朝廷，便自请离京，讨了个闲散的官职，专心编撰《资治通鉴》，这一编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去世前两年才完成。说来也巧，宋神宗、王安石、司马光这三个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去世时间非常接近，宋神宗早去世一年，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同一年去世，这三位君臣死后想必也要有所纠缠，只是不知九泉之下王安石和司马光再会之时，是否会冰释前嫌？”

听到这里，先生小声对我和夫人说，“别听他瞎说，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的确不和，却不见得有私怨。王荆公实行变法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出发点是好的，不可尽非。读书要有自己判断，不能别人说什么信什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主见。”

听了先生这么说，元先生接下来的课我便听不下去，胡思乱想去了。下课铃声一响，元先生当即走出教室，上前握住先生的手，“骐骥，你怎么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元先生年过花甲，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见到先生很是开心。

“先生上课要紧，我依稀记得年少时曾蒙先生教导，让我受益终生。”先生道，元先生比先生年长许多。

“打住，打住。说的好像我们几十年没见了似的，去年在燕京的文学研讨会上，我们不是刚刚见过吗？小虎我见过，这位美丽的女子是你的妻子吗？”元先生道。

“是的，先生，她叫潘玥，是我的夫人。”先生道。

“潘玥见过元先生。”夫人道。

“温婉可人，清丽脱俗，蕙质兰心，骐骥好福气。话说，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元先生问道。

“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做个公证，今天下午两点我要从郭五爷那买入几件藏品，你方便吗？”先生道。

“求之不得。下午我和你们一起去。现在时间还早，我带你们在学校转转，顺便在学校食堂吃个午饭。你快和我说说，你要买的是哪几件藏品？”元先生来了兴趣，露出期盼之色。

下午两点，我们一行四人准时到了郭家公馆。郭五爷早已准备好那几件藏品，在家里等候。随后两名公证人一起鉴定了藏品，确认无误后，郭五爷亲自将四件藏品包好，交到先生手上，语重心长地对先生说：“骐骥，它们就托付给你了。”眼含热泪，像是临终托孤一般，万般不舍化为分别时的泪水。

先生小心翼翼地接过，夫人则亲手将准备好的银票递给郭五爷，交易正式达成，《上阳台帖》自此易主，历经唐宋元明清，穿越千年，辗转迎来它新的收藏者，或者可以说是新的保管者、守护者。人生短暂，没有人能一直拥有这种传世珍品，只能陪它走过漫长岁月中的一段，然后在某个时间将它交到另一个守护者手中，如此循环往复地不断传承下去。

回去的途中，元先生异常兴奋，六十多岁的人像个小孩子一样，一路说个不停，他说他太幸运了，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李白的真迹，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他感谢先生。

先生笑道：“先生，你生平所见传世名帖无数，至于这么高兴吗？”

“但李白的还是头一次见，这可是‘诗仙’李白的草书真迹，难得一见，难得一见。”元先生哈哈大笑。

翌日，先生去江北银行申城总行听取了工作报告，查看了财务报表，并交代了接下来的业务方向。中午出银行时，大街上有大规模军队集结，一辆辆运输车从银行门口驶过。

“有点不对劲，这里有军队的车，也有军校的车，他们怎么会从城区经过？”先生正自狐疑，一辆运输车停了下来，车上走下来一人，一身军装，穿着整齐，却是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