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年四月，满朝都是东林，周应秋根本不能左右邹元标与王纪，所以这份判词出于谁的意思？不是昭然若揭？

再把叶向高暂且抛开不论，单看东林诸君子。

若真是阉党想杀熊廷弼而东林君子想救熊廷弼，那众正盈朝的诸君子有何营救熊廷弼的作为呢？邹元标在拿出死罪判决之后，因为首善书院的事情而在天启二年十月辞官回乡，但是其余人可还是在朝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每一个人都是战斗力十足、让阉党头疼不已的，赵南星还能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贬斥三百三十八人，那杨涟、赵南星他们做了什么？东林诸君子斗阉党的刚烈风骨呢？在“救”熊廷弼这件事情上可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是熊廷弼被传首九边之后，王化贞这个当事主责在明史上又活了五六年；此世，到现在，仍然在“自己”这个大曌天启帝的眼皮底下活着，着实耐人寻味。

不是没有人反对杀熊廷弼，但绝不是上面那些人，而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的人，江秉谦和周宗建。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创造这套说法的人最不愿提及的。

在这套说法当中，阉党诸走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但有一点，传播这说法的人谁都不提：阉党梁梦环等人所做这一切，都是在天启四年之后，冯铨献上《辽东传》更是在天启五年，而熊廷弼是在天启二年四月被邹元标、王纪、周应秋定的死罪，比阉党的作为早了两三年。

无论是读史还是现世看奏疏，王战都是细细研读，捋清时间线，排列诸般奏疏时间和事件。

王战发现，邹元标不但在四月判了熊廷弼死罪，在判词中把熊廷弼说得比王化贞更可恨也更该死，他在五月还干了一件事：五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邹元标请开言路，之后便以开言路的名义将之前因弹劾熊廷弼而被罢黜的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郭巩、刘廷宣召回复用。

今日熊廷弼因广宁被判死罪，难道就能证明之前熊廷弼稳定辽东所做的那些事是错的吗？就能抹杀熊廷弼在辽阳、沈阳、抚顺的功绩吗？就能证明冯三元在泰昌元年的弹劾都是对的？显然不能。要知道，冯三元等人弹劾之后，熊廷弼去职，袁应泰上任，结果沈阳、辽阳失陷、死难几十万的恶果立刻呈现，袁应泰只能无力的自尽。事实如此清楚，怎能说今日熊廷弼死罪就证明当日冯三元正确？完全没有道理。但邹元标就是这么干了，判了熊廷弼死罪之后，把最开始攻击熊廷弼八无谋的冯三元等人找了回来。这些人都是因为熊廷弼而被皇帝罢的官，现在邹元标前脚判了熊廷弼死罪，后脚就把他们招回来，是何居心呢？真就为了开言路？

彼此两世，王战完全不信。

冯三元、刘廷宣、郭巩随后没多久就开始主张立斩熊廷弼，尤以郭巩最甚。

天启四年，九月十九日，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请求免去王化贞、熊廷弼死刑，改为遣戍。熹宗还是很在意孙承宗的意见的，同意了。此次孙承宗还进言说就应该令出一门，一人专责，“经、抚不可兼设......向使任一人以责其成，而事不中制、人不多言，彼一人和愧之辞？”明言经、抚兼设是广宁之败的原因之一，不能将罪责都归到任事之人的头上。

此时的刑部尚书乔允升也请求宽恕熊廷弼。结果呢，六君子之一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联合兵科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顾其仁联名上疏，还有十三道御史的联名上疏，坚决反对改判——于是熊廷弼和王化贞死刑依旧。

另外，这说法本身就露出破绽了，“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就要执行斩立决了，熊廷弼才让汪文言贿赂魏忠贤。退一万步说，即使熊廷弼通过东林的汪文言向魏忠贤行贿的事是真的，那也正是天启二年的死罪判决逼得熊廷弼不得不在“行刑”前许诺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根源仍然还是在邹元标、王纪的死罪判决上。若是没有这份死罪判决，哪有“行刑”？没有“行刑”，熊廷弼何必去贿赂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更不必因为拿不出四万两银子而让魏忠贤觉得他“背信”、“誓速斩廷弼”。如此，又何需东林救人？先判一个人死罪，然后再救这个人？

再者说，熊廷弼，通过东林汪文言向东林的死敌魏忠贤行贿？何其可笑？这怎么看都像是实在没办法编故事了，生编硬造。

王战自然不会把自己梳理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在今天说出来、都在今天用来棒喝李邦华他们，王战还没想立刻就杀光魏忠贤一党，有些话还不到说的时候。但即便不说，李邦华等人一样是心中信念大受震撼，有了皇帝的梳理，回忆回忆，只要凭良心想一想，大致也可看出该不该杀熊廷弼、谁一力主张杀熊廷弼、谁想为国家保留熊廷弼。

想明白了，对东林的信仰就接近崩塌了，不可能不受震撼，要不然也不会半天不说话了。

现在说熊廷弼完全是死于阉党之手？把事件的时间线颠倒、倒果为因的跟皇帝说？现在的皇帝面前，谁敢？若是以前，见到李邦华、刘宗周等人被召回来，一定有东林之人感觉到风向的变化，会站出来毫不犹豫的这么说。现在？想想皇帝直接问出了王纪和邹元标，想想皇帝近月来的举措，看看面孔愈发黝黑而有棱角、愈发有英武之气的皇帝，看着御案上的那些奏疏和判词，他们不敢说了。

他们不敢说，而按照皇帝的梳理进行思考之后，李邦华和刘宗周则根本不会这么说，他们没那么无耻。

既然不敢，不会，那面对皇帝的问题，前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然不是贤臣，可王纪、邹元标是贤臣吗？叶向高是吗？

亲贤臣、远小人？......

“难、辞、其、咎，东、林、无、党？”王战似乎在看李邦华，又似乎没看，似乎是无意识地缓缓地念叨着，一字一顿。

“嗯......难辞其咎？朕问你，当时的宁远守得住吗？”停下自语和思绪，王战对李邦华以具体的宁远相问。

“......”李邦华愕然，有些不明所以，随后按照判熊廷弼死罪时惯常的说法回答道，“以熊廷弼之才略，若肯提剑振臂，当......可以为关外保留宁前之地。”

“嘿......这些大臣......”王战心中不禁长叹。

王战知道当时的宁远是什么状况，李邦华这类官员却没人关注过这些具体事务，事实上此时的文官通常的关注点和出发点都是圣贤书上的道德文章，微言大义，即使是互相攻讦，提起了具体的实务也只是做个引子，最终必定是要引向道德方面、在道德大义层面批倒对方，少有关注具体事务的。

李邦华清廉不假，也已经是少有的实干官员，但是对于关外的了解还是不多，当然，这也与此时官场习惯性的欺瞒有关。

“朕若说当时的宁远根本守不住，你想必难以置信，但确实是守不住。”王战肯定地说道，“其一，叶向高、张鹤鸣、方震孺一力支持的王化贞掌军十三万，而熊廷弼执掌的只有五千。其二，那十三万败兵已经丧胆，跑得漫山遍野，已无军伍形制。三四百万军民惊慌逃跑，宛如惊了的马群，人人仓皇，丧胆兵将跑的比老百姓还快。此时想拦住他们、想整军对敌，即便是孙武重生也难做到吧？其三，天启二年之初，宁远城没修完，完全不是去年袁崇焕炮轰老奴的宁远城，当时的宁远根本没有按照大明城池的标准来修。祖大寿以为朝廷重臣谁也不会到那关外偏远之地去，所以他只是敷衍修造一下，工程量只有我大曌城池修造标准的十分之一，地不够广，城不够高、墙不够厚，充其量可称之为宁远屯。这样的村寨屯堡一样的小城池，精兵也难守，何况是当时的丧胆败兵？”

“......”

李邦华更为愕然。

“嗯......关于宁远的情况，袁崇焕在天启三年九月大修宁远城你总该知道吧？”王战长吁一口气问道。

李邦华感觉到脸越发的烫。这些事他是不清楚的，朝廷众臣也没谁注意这些具体事务，更不用说远在关外的事务。但现在皇帝提起，袁崇焕修宁远他还是能够想起来的，可是想起来只会让脸更烫——袁崇焕修宁远要修一年，可见原来的宁远是什么样子。

“微臣惭愧，微臣不知当日宁远情况恶劣至此。”李邦华满面惭色，躬身施礼。

“现在知道了，那你说，判熊廷弼死罪的王纪是不是贤臣？邹元标是不是贤臣？”

“微臣......”李邦华语至半途，实在难言，后续便没了声息。

“身为朝廷大臣，身担国家安危，身系亿万生民福祉，怎能不知实情、不通实务？书上的文章是灭不了鞑虏、填不饱百姓肚子的。把书中读来的圣贤大道，真正实行于天下，使百姓得饱暖、国家得富强，那才是真正的大道。坐在屋里讲的天花乱坠，屋外的百姓却饥寒交迫，边关屡遭入侵，那不是圣贤之道。”王战目的是说理、是争取同道，也没想一味给李邦华难堪，便接着向下说。

“臣......惭愧！”李邦华面色彤红。

“圣上此言，大有圣道之真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宗周听了王战大道实行天下之言，一直如平湖一样的脸上隐现动容。

在此时的儒门众人中，他是最为讲究身体力行的，听皇帝说“把书中读来的圣贤大道，真正实行于天下，使百姓得饱暖、国家得富强”，自然是令他觉得遇到了大道上的同道，觉得“深得我心”。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紧随刘宗周，群臣齐声称颂。

“朕于五经并不精通，不敢大言至圣先师的圣道，只是时刻牢记国家安危、百姓福祉罢了。”听到了刘宗周的认可，王战语气越发平和，“李邦华，朕再来问你，顾宪成对李三才的赞誉是什么意思？为民请命的大忠臣、大清流李三才私拆他老师王锡爵写给万历爷的信件，将信件内容泄露给御史言官又是什么意思？可是君子所为？谁当首辅、谁不当首辅，难道由他们决定？难道这就是你说的‘东林无党’？他们将君父置于何地？”

庖丁解牛，快刀游刃，关节肯綮迎刃而解，皮、肉、筋、骨、脏、腑清晰陈列。如今王战同样如此，将问题细细剖开，邹元标和王纪已经作为第一块抛了出来，现在，顾宪成和李三才作为第二块又抛了出来，语气平和，内容却一如方才的尖锐。

宜将剩勇追穷寇，丝毫不给喘息之机，王战觉得，争取同道同样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