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刘宗周的样子，王战不以为忤。
王战能理解四书在刘宗周心中的地位，那对刘宗周来说是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而且不只是刘宗周，恐怕在满堂大臣的心中都有类似的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出身、是他们从小到大融入血脉的东西。任何分散儒生在四书方面的精力之举，在他们看来都是离经叛道。尤其是大曌二百多年来把四书在科举中的地位提高得无以复加，再加上八股文章的束缚，现在有此表现，实在是怪不得这些大臣。所以王战只是温和的讲出自己的道理：
“爱卿说的不错。对那些国难之时大节不亏者，朕也是极为敬仰的，比如文天祥，那也是朕非常敬佩之人。他的衣带绝命辞朕也时时背诵，每次背诵都觉震撼不已。”
“不过朕以为，自尽，不过是小义，或者说只是君子个人的大义气节实现了，但国家大义、民族大义还没有实现。临国难之时死节，确实可称千秋节气，但这些不怕死的忠臣义士如果在平时能遵从圣人格物致知之真意，多学习百姓国家需要的一切知识，会丈量，会计税，明国家律法，不让胥吏豪绅上下其手、坑害百姓，能为百姓带来安乐富足，能造出坚船利炮，能让国家富强，不受外敌欺辱，那时才是个人气节和国家大义融为一体、一起实现，如此岂非更好？朕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仁、真正的义，大仁大义。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王战此时不单单是在问刘宗周了，而是所有大臣。身为皇帝，王战要引领所有的人。
王战此时张口闭口皆是仁义，并不是要利用这两个字，而是真心认为这是好东西，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所谓“仁义”杀人，在王战看来，不过是将之想偏、行偏之人在杀人，杀人的是人。便如后世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假民主人权之名搞垮了多少国家、杀了多少人？多少小国因之国破家亡？是民主人权本身在毁国杀人吗？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这句话王战理解深刻：自由本身是没有罪恶的，罪恶的是假借之徒，是披着人皮的狼。仁义、宽容概莫如是。本是美好，但没有哪一个美好的词汇是不会被利用的。
有了这样的理解，便有了对大仁大义、真仁真义的这番解读与推崇，便有了对华夏文明道统的理解与推崇。
......
听到王战说敬仰文天祥、时时背诵文天祥的衣带绝命辞，群臣大升知己之感。衣带绝命辞，那可是天下文人的自许，是途穷时的激励，是临大节时的凛然，怎能不让这些儒门弟子油然升起亲近之感？亲近感之后，皇帝关于大义和小义的道理便让他们陷入了自然而然的思考之中。
他们听到的、看到的，让他们能够感觉到皇帝的真心，能够感觉到皇帝是真的想让仁义实现而不是仅仅口头利用一下。
思索中，有些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渐渐亮起。
看着下面的臣子们，稍停了几息，待群臣略微消化，王战再次开声：“朕再来问你们，为官者除了四书五经什么都不懂，只喜风花雪月、不喜民生实务，不知道谁家的田被强占了，不知道哪家穷人的田赋被加倍了，算不出富商大贾家中究竟有多少田产、该交多少田赋，不能以律法惩治富绅豪强、奸猾胥吏，不能凭农田水利之学带领百姓抵抗旱蝗灾害，不能让治下百姓免于饿死，不能让百姓得到富足和公平，不能让国库充足，不能让边关浴血奋战的将士吃饱穿暖、器械精良，最后导致国破而家亡，能称为仁吗？义又在哪里？”
“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既然民为邦本，那读圣贤书，仁也罢，义也罢，终究要落实到民的身上。天灾面前，不通《齐民要术》，无力救百姓于饥寒；人祸面前，不通律法、数算，无能保百姓田产家宅不被侵吞；外敌入侵面前，不通铳炮制造、不能让大军兵精粮足，更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国家百姓安危，仁义大道讲的再好，也不过是空谈罢了。”
王战的道理浅显直白，朴实而坚硬，群臣谁也没法说不通实务、只读四书五经就是仁义，何况“民为邦本，仁义终究要落实到民的身上”这个论断已经再次震动了他们的心神。
“圣上，那些都是微末之学，只要圣王大道行于天下，则天下万民自然有序，丈量者丈量，计税者计税，无须在科举中增加这些科目。”作为大曌科举制下出来的人物，刘宗周还是很自然的、执拗的捍卫着四书的地位。他是真的认为三代圣王的大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暂时没解决，只是因为皇帝效法的还不够。
“是否微末且稍后再说，刘爱卿，既然圣贤大道行于天下，那计税者、丈量者当然也要读圣贤之书。那同样是读圣贤之书，怎么有些人能以这些实务造福于百姓，另一些人就只读圣贤书、不能躬下身去为百姓做些实事呢？难道这些人只愿意读书做官拿俸禄，不愿意为百姓做实事？难道为生民立命只是说说而已？”面对刘宗周的执拗，王战从容的直击要害。
刘宗周经学造诣极深，但面对皇帝的问题仍是语塞。
这些问题的角度是他从未考虑过的，而王战也绝不只从经学角度说话，每个问题都伴随着百姓民生、国家安危的实例——王战可是很清楚，自己面对此时科举出身的这些人，随便哪一个，单纯地与他们辩论经学中的微言大义绝对是自取其辱，何况是面对刘宗周这等大儒。
伴随着刘宗周的语塞，群臣也再次哑然。
但哑然归哑然，虽然皇帝的道理如此直白，可是仍有许多颗心还是止不住的念头翻动：我等名士风采，不就是谈经论道、诗酒风流吗？没事坐在青楼楚馆之中指点指点江山、抨击抨击朝政、痛骂那些收税的酷吏，谁愿意晒的黑不溜秋亲自去田间丈量田亩？谁愿意去查看商货统计税赋？谁愿意去关心士卒为什么不愿意用鸟铳、鸟铳为什么爱炸膛？那些是工匠的事、是小吏的事，各司其职。
不怪他们习惯性的作此想法，实实在在是积习二百年，确切的说是自宋以来的积习，实在难改。对他们这些科举高手、士林名士而言，实务在他们心中几乎等同于粗鄙；至于精通律法，那更是酷吏的标志。
他们完全听得懂皇帝的道理，稍微细想便必须承认，自己眼中的粗鄙，实是与百姓身上衣、口中食、与百姓面对豪强能否不受欺压息息相关；自己的所谓风雅，其实就是对百姓饥寒冷眼旁观，甚至是连“观”都不存在，完全是无动于衷。
面对那样直白朴实的道理，他们心中升起了这些反省，但终究还是忍不住地腹诽实务粗鄙、忍不住地畅想诗酒风流。
殿上再次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