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想家中商业一文不纳，这种定额也是总督运河漕运的李三才对于万历帝派出太监直接插手运河税收反应那么激烈的原因之一——仅有的肥缺怎么能容忍别人插手？定额税就固定那么多，太监收走的多了，经他李三才手的必然就少了，完全是跷跷板的关系。再者说，很多被他免税或低税通过的商家是必然要奉上好处的，可是这些人一旦被太监收了税，自然就不会再给他好处了，就算给也就是维持个脸面，绝不会再给原来那么多了，他怎么会不激烈？
而现在大曌皇帝的内府十库中，大约也有一半约二百万就来自于钞关税，“本色钱钞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归太仓以备边储”，连同本色实物，按银子计算的话，每年进入内府的东西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两——这四五百万两当然不可能都花在皇帝身上，几万甚至传说中的十几万太监宫女的吃穿用度的花销都在这里。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巨大的利益。
如今皇帝说“全部税赋进入国库”，虽然说得清清楚楚，但想到如此巨大的利益，郭允厚怎能不惊讶万分？所以还是忍不住再问一遍，诸大臣也忍不住想再听一遍。
“朕不是早就说过吗，要事先做出下一年的预算。皇家的花销也一样，比如宫内的饮食、穿戴，宫女、太监的花销，宫殿的修缮维护，同样可以由内府报出预算，朕与各部审议后敲定，以后年年按此支取。从此之后，内府不再收储大量的金银与各种物料。”对于郭允厚的再次发问，王战再次耐心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诸朝廷大员再次见识到了皇帝正人先正己的作风，崔成秀和吴淳夫等人亦从冰窟窿深处漂了起来：皇帝对自己下手也这么狠呐！从此没了财权......也不算冤。
“圣上，圣上爱护天下百姓，更是以身作则，垂范天下，微臣深感钦佩，然亦不可不顾天家体面，内府十库不再收取任何实物，圣上与皇后参加仪典，万一失了体面，实为不美，此为其一；其二，圣上对有功之臣、边关将士的赏赐又从何而出？不若内府还是适当收取一些，只是可以酌情减少一些。”却是刘宗周看不下去了，站了起来。
无论有多少大臣恨不得皇帝成为穷鬼、恨不得皇帝的内府钱财全部注入国库、再通过国库把钱粮都分润到自己兜里，刘宗周绝不在此列。刘宗周希望皇帝爱民，希望皇帝不要与民争利，但亦极重上下有序、上下尊卑，刘宗周绝不愿意皇帝失了体面，绝不会因为自己的贪婪而希望皇帝无限度的退让。
“是呀，圣上，万不可损了天家体面。”黄立极等人纷纷反对。
所有人都知道刘宗周说的是常识。大曌皇帝对臣子的赏赐都是出自内府，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这是皇帝的恩典。如今内府不再分走税款金银和本色实物，没了私房钱，那还怎么恩典？
“无妨，凤冠首饰之类，什么时候坏了再换，不坏就代代相传。再以皇宫为例，朕对宫殿进行的避雷改造众位爱卿都已知晓，有了这避雷设施，不说绝对不会，至少因雷击而起火的可能已经变得很小，大殿自然便不用一次又一次的重建，只要日常维护即可，许多物料便轻易用不到了，明年也就不必为皇宫留下大笔银子，只要工部对某些需要上漆、换瓦的日常维护进行预估，列出计划、做出预算，用什么不用什么，条目清晰，第二年需要用什么物料，提前按预估金额由户部备下银钱，按计划安排给地方官府就是了，哪还需要再堆满库的东西？”
“至于赏赐，朕以为诸公可以结合张居正的考成法，议出一部奖惩条目更清晰细致的考成法，包括军、工亦是如此，以后赏功罚过皆按此法，朝廷诸公与朕审议之后，当赏则赏，由户部拨付，都察院与六科监督，不必非要从朕的兜里走一遭。朕若真爱民，文臣武将、天下百姓自会感到恩典，朕若假爱民，亲手从兜里掏出金银也没用，早晚会被看穿。爱卿们不必担心，坐下吧，这些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还是国家大事，朝廷手中的钱粮太少了，每每捉襟见肘。”前面轻描淡写，说到此处，王战却是忍不住的暗自叹息，叹息中自然也有强烈的鄙视。
李三才面对运河税监反应激烈，其实王战在看史书时也很激烈：许多人说明朝商税太重了，王战对此是嗤之以鼻，仅仅从钞关税变成定额税这件事就足够王战大骂东林及其背后商人的无耻。
洪武太祖规定，商税“三十税一”，也就是百分之三点三三，古往今来，还有更低的商税吗？但就是这么低，大曌的大商人们也不想交，毕竟百万两还是要缴纳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怎么看也是一笔大钱，心疼。而对于一般的市肆店铺比如米店来说，每个月十二贯宝钞，实际交银子的话只需要折银四两、一年四十八两，大明哪一个米店老板是一年拿不出四十八两银子的人？
就这样，对于过一船货收一船税这等再正常、再公平不过的税收政务他们也要推翻。明明每一年能过十万船，按一船平均六十贯考虑，朝廷可以收六百万的税，但他们非得鼓动大臣设立定额。比如说设立三百万的定额，今年运河上收够三百万之后便停止征收，让朝廷活生生损失三百万的税收，每年。
所以王战觉得，明末兵战无钱、财政破产，恰恰就在于大明的商人与文臣太无耻、商税太低了；不但低，商人集团或说官商集团还裹挟了大明的政策与律法，使得商税的税额始终不能提高；不但不能提高，还要降低、变成定额税；连针对行商的各地的钞关都很少，偌大一个国家，一千三百多个县，最多时全国也只有十五处钞关；就这样还越变越少，崇祯时只剩了十一处，能收钞关税的地方基本上就只有两京和运河漕运一线。这种税收状况，恶果就是国家大事所需的钱粮只能向最穷苦的农民盘剥，而农民则只剩豁出命去造反一途。
“......”
对于放弃这般巨大的利益如此的淡然，连对臣子的恩典都看得那么淡，转而就去操心国家大事——面对皇帝的此等表现，众人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感觉皇帝这真是向着三代圣王、尧舜禹汤的方向一路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