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圣上之前便提起过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之人，今日又实行此等严刑峻法，需知暴秦便是行严刑峻法而不行仁义，二世而亡。今圣上恢复实施剥皮实草这等酷刑，令文武百官人人自危，恐非江山社稷之福。”

房壮丽这位老臣再次站了出来。

本来他对皇帝建立南、北都察院且将南、北都察院交给李邦华、袁可立二人执掌还十分欣慰，以为参倒魏忠贤是指日可待。只是今日魏忠贤及其党羽虽被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入诏狱，皇帝却也将仅次于阁老的几位尚书、前尚书、巡抚督臣打入诏狱，更恢复实行太祖的剥皮实草，令他这欣慰立时荡然无存，只剩下寒意与担心。

“不贪不腐，有何自危？海瑞会自危吗？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海瑞是不是清官？海瑞会怕严刑峻法吗？会怕这剥皮实草吗？你们为什么怕？”面对房壮丽的论调，王战大巧若拙，直接甩出了硬邦邦的海刚峰。

“呃......”

房壮丽一时语塞。

“若海瑞是清廉的，那其他的县令是清廉的吗？他们的日子为什么和海瑞过的不一样？他们的日子为什么那么富足？”王战并没有等着房壮丽回答，接着对着群臣问出难以回答的问题。

群臣自然与房壮丽一样难言：海瑞？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哪个官员甘心过他那种日子？即使是小吏、衙役也没人愿意——那是为老娘买二斤猪肉就能惊动天下的日子。

关于海瑞买二斤猪肉，“市肉二斤”，后世有人强辩为何一定是为老娘买二斤猪肉，为何就不能是更贵一些的牛肉？其实这个判断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了：此时是绝对禁止滥杀牛马的，农耕社会，牛是耕田的主力，一头牛耕田的效率远超人力，至少相当于五个壮汉，故擅杀者重罪。大明律：凡故杀他人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杖一百。耕牛伤病死亡，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

而且不仅仅是此时。作为农耕文明，华夏历史上的历朝政权也是一直禁止杀牛的，《礼记.曲礼》载，“诸侯无故不杀牛”；秦律规定，在牛马经过的路上设置陷阱，即使未造成伤害也要受到处罚。汉朝时杀牛要偿命，《汉书.龚遂传》载，“禁私杀牛马，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汉律明确“盗窃耕牛与杀同罪”；唐朝《减用牲牢诏》，除祭祀天地和祖先可以用牛，其他的祭祀只能用猪和羊，以此措施来保护作为耕田主力的牛、振兴农事，《唐律疏议》将杀耕牛与“谋反”、“忤逆”等罪一同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宋朝《宋刑统》规定：“杀牛马者，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伤害牛马者“首处死，从减一等”。

甚至直到彼世的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九五五年也还有规定：禁止任何机关和农民私自宰杀耕牛。

所以，古代说买肉，如果不特别说明，买的就必定是猪肉。就算有极少量的官府允许宰杀售卖的牛肉，也比猪肉昂贵得多。海瑞这样一个律己堪称严格到了严酷程度的清官，怎么会违反国法、违反农耕社会的千年常情、百姓共识去吃牛肉而且是更昂贵的牛肉？根本不可能。除非海瑞是个伪君子，清廉律己的名声是假的。

而海瑞买了二斤猪肉给老娘过生日就能惊动天下，可见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天下有几个人能忍受跟他一样的日子？

“圣上，此法终究太过酷烈不仁，大失宽和。”半晌后，在同僚的沉默中，房壮丽没有正面回答关于海瑞的问题，而是将矛头对准酷烈不仁。

“非是朕不宽和，是特权权贵、贪官污吏对穷老百姓太不宽和、是偷逃税赋的特权士绅富户对穷老百姓太不宽和，太苛刻、太贪婪。都说开国之初可以大刀阔斧，立国之后治天下则宜温和，可这温和的结果是什么？自打土木堡之变后，剥皮实草名存实亡，结果是官吏尸位素餐、贪赃枉法，结果是偷逃赋税之举凌驾于国法之上、成为了一项长久的特权，特权横行、民不聊生，国朝税赋大量流失。百多年下来，大曌已病入膏肓，面对一个小小的东奴居然被打得屁滚尿流，十年不胜，辽东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