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人一马，不能被称作是骑兵，只能算是骑马步兵，因为他们并不具备机动性，不能完成长途奔袭的作战任务。

历史书上，一直在说北宋缺马，但要看是具体什么时期。

在北宋前期，因为党项崛起，又失去了燕地，军中缺马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在半个世纪前，宋神宗采纳王韶所献《平戎策》，决定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而后以王韶主导熙河之役，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后，其实就已经重新收获了养马地。

只可惜宋军在永乐城一役惨败，死伤军民二十余万，导致前功尽弃。

直至十七年前，王韶之子王厚奉今上之命，与监军童贯二度开边，宋军收复了湟州。

王厚死后，童贯又以辛永宗的父亲辛叔献为统制官，督率诸将，夺回了在永乐城之战后丢失的洮州，而后童贯又收积石军。

所谓统制官，意指统领制约，凡遇战事，则在各将领中选拔一人，给予“都统制”的名义，以节制兵马。

湟州、洮州、积石军的光复，也意味着北宋重新将河湟谷地收入囊中。

河湟谷地是黄河与湟水流域内的肥沃土地，这里牧草丰美，适宜畜牧，后世中国三大名马之一的河曲马，其前身吐谷浑马，便是出产自河湟谷地。

也就是说，在北宋后期，重新占据河湟谷地以后，其实是不缺马的，至少常年与青塘诸羌、西夏占据在一线的西北禁军并不缺马。

没有足够多的骑兵，这一时期，宋军又怎能压制住青塘诸羌与西夏。

也是因此，才成就了泾源铁骑，甲于天下的名头。

辛永宗的第五都，便是一支货真价实的骑兵，将士们一人三马，其中，一马作战、一马代步、一马驮载甲仗以及生活器物。

临出发前，辛永宗让将士们把锅碗瓢盆都遗弃在了山谷中，如果打了胜仗，可以回来再取，如果败了，连命都不一定能够保住，哪还在乎这些生活器物。

一百甲骑，轻装上阵，牵马而行。

山谷距离战场还有一段路要走，穿着一身盔甲赶路，也别说作战了，估计人先给累趴下了，成了待宰的羔羊。

甲仗由驮马负着，而代步马的背上则驮着两根枝叶茂盛的树枝，山谷里有的是树，倒也能够轻易取材。

当辛永宗靠近战场的时候，贼寇已经开始了攻城。

辛永宗看着远处毫无防备的梁山贼寇，轻蔑的笑道：

“果真是一群乌合之众，攻城时，也不知道派遣斥候警戒。”

辛永宗这么说，是在给自己，以及麾下的将士们鼓气。

至于宋江没有布置斥候，应该是知道曾孝蕴尚在临沂，而误以为辛永宗已经南下，所以没有防备。

当然，也可能是这群梁山贼寇本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别看辛永宗在将士们面前稳如老狗，其实心里也没底。

他说到底，也是第一次上战场，看到上万的贼寇，也会打退堂鼓。

但是辛永宗不能退，他不可能一直拿钱去收买将士，需要用战功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人生中的第一战，不容有失。

张进德在一旁催促道：

“辛部将，贼寇无备，正可击之！”

他担心父亲的安危，眼见贼寇这么大的声势，自然是希望辛永宗能够快些出击。

然而辛永宗却不为所动：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当然是要等贼寇被城墙上的守军耗光了锐气，将士疲惫之际，再选择从后方杀出。

尽管此前是与张守议约定，在宋江攻城的时候，内外夹击，但眼见贼寇势大，辛永宗决定还是让守军先消耗一下贼寇，等到宋江一伙精疲力竭，而守军又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自己再出来收割。

至于新泰守军的伤亡，与他又有什么干系，打仗哪有不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