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对命运的看法，她说：“我们家阿福就是命好，以前每到阿福过生日时，你爸爸都会发奖金。

这回更好了，单位直接给掏了借读费，我们阿福也要念重点小学了。”

我那时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尤其是对3000没有恰当的概念。

我对钱的唯一概念，停留在母亲自去年开始便一直念叨的“连粮食都涨价了”。

前年一斤大米才两毛，去年一斤大米便是两毛六。

母亲说，这个涨幅在三分之一左右。

我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三分之一究竟是多少。

后来，难题又多了一个，因为母亲说，新闻里报道了，粮食涨价是国家让涨的。

这一刻，母亲对国家的看法与父亲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而到了今年，坊间又传闻国家要放开粮价，让粮食进入市场经济体制。

大家都怕粮食涨价，争相在家里囤积粮食。

我家十四平米的小屋，有小一半放床，另外小一半放了粮食。

实践证明，粮价确实疯长过一阵，但那是因为民众的大量抢购和囤积。

骤然放开粮价管控，自然会出现供销失衡导致涨价的局面。

后来，国家看粮价涨势太快，便出手调控了物价。

如今回过头看看，国家的手段很强势。

毕竟，从九十年代到现在，翡翠涨的市场价格涨了三四百倍，而粮食涨价才涨了十几倍。

这与工人的工资的增长速度，是成比例关系的。

当然，那时的我并没有想过这么多，我觉得只要有学上就好啦。

偏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很不愉快的事情。

听说厂里要为上学的孩子交借读费，很多孩子已经小学毕业，甚至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人，心思活动了起来。

他们也能看出工厂这几年的不景气，生怕厂子没有几年活头，早晚得倒闭。

他们便自发的聚集起来，要求厂里给他们这些孩子没上小学的家庭，每家发三千块钱。

厂子里哪里还能拿出那么多钱，当然不肯同意。

斗争便在厂里展开，面对市场经济浪潮时显得无能为力的工人师傅们，在面对厂长时拿出了企业主人翁的架子。

又过了几天，厂长近乎被逼疯，他决定破罐子破摔了。

他表示，可以接受工人师傅们的建议。

给孩子交借读费，就相当于给孩子解决了一个户口。

那么，不需要这个借读费的人，可以选择在旁边的工人新村买房。

还是之前那句话，手续上厂里给协调，买房子厂里给出一半钱。

工人新村的房子，历来就是各效益好的厂子买来给职工分房的福利房。

这里住进了当时许多强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他们有当老师的，有做炼钢工人的，有抄电表的，有抄水表的，还有抄煤气表的。

如今自行车厂打算给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简直就是逆时代而动。

上一家在工人新村分房的单位，还是在1989年做得这件事。

但，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行为，也成为压倒自行车厂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刚开学没几天，父亲便收到了一张“下岗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