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敏了。

这又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大多数人对鱼虾过敏，都是对海货过敏。

我居然对河鱼的小鱼苗过了敏。

好在，我已经是老过敏人了，家里别的东西不多，抗过敏药有的是。

等我缓过来，父亲许是自觉刚才的态度有问题，便主动跟我说：“你老伯也海鲜过敏，你可能是家族遗传。”

母亲原本在一边看护我，这时抬头瞪了父亲一眼：“那破玩意就不能给孩子吃！

你以为孩子跟你一样，吃死了就拉倒了？”

我在那个瞬间顿悟一句俗语，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当然，生活中也不只有苦难。

至少，在95年的夏天，我们家就经历了两件好事。

第一，是父亲被召回了已经名存实亡的自行车厂，海叔叔接待了他，给他一个装着八百元钱的信封。

海叔叔对父亲说，国家落实了改制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政策。

虽然自行车厂基本没有改制成功的可能，但父亲也还算是可以落实政策的下岗工人。

这八百块钱，是给父亲前八个月的下岗补助。

父亲很激动，因为，他一直坚信，国家从没忘记过他们。

这一个月一百块钱的补助，对他来说，就是他坚持相信国家的铁证。

另一个好消息是，居委会主任主动来到我家家访。

我家当时条件不好，搞得我很怕见生人。

尤其是听说，眼前这个面色黧黑的阿姨，是居委会的领导，就更加不敢上前。

居委会主任姓李，来我家主要是登记一下家庭情况。

李主任介绍，国家现在有扶贫政策，要给城镇困难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简单点理解，就是给日子快过不下去的人家，每个月都补点钱。

听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这几年总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大眼睛女孩。

她的照片在我眼里就是希望工程的样子。

而我在学校里面，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母亲听了李主任的话，也很是激动。

她自我批评了半天，说自己不应该不信任国家。

其实，她的那点不信任，对国家来说，既不重要，更不痛不痒。

只不过，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多有理想的党政干部，在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办事。

就比如，这一年全国都在学习他的事迹的孔繁森同志。

根据当时的规定，低保户需要向社区内的居民公示。

当时的社会风气，多数人已经不再以艰苦奋斗为荣。

很多并不富裕的家庭，很怕邻居知道自己家穷。

而真正坚持艰苦奋斗的家庭，又不太情愿给国家添麻烦。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领低保好像是什么没面子的事情。

我家要不是穷得快活不下去了，我父母怕是也不愿意拿这份低保。

偏偏，就是我家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时，仍然有人去居委会质问李主任，石家为什么能“吃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