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已经过去三十年，我依然觉得，年少时的贫穷不是什么坏事。

尽管它也不可能是什么好事，但绝对也算不上太坏。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歌颂苦难的人，我只是觉得，当时的困难，让我再之后的生活中，可以更加从容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

就如同我父母当年那样，穷则思变。

父亲待业在家时，觉得工作不好找，是因为同行业的竞争者太多，而当时的就业岗位又太少。

这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他觉悟很高，他能理解这个大势。

他对这个大势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阻止自己的孩子学习他赖以为生的那些传统制造业的手艺。

我从小就被灌输一种思想，就是当了技术工人以后，费力不讨好，还不赚钱，下岗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技术工人。

我想，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工人阶级的认同感，从国家的主人，降低到了资本家的牛马。

在之后一段时间内，经济虽然回升起来，各大工厂却都缺少能扛起重担的技术工人，或许也与前面这个时代有一点点关系。

但在当时，我父母能想到的生活下去的办法，时至今日我也不能完全理解与认同。

他们稳定家庭经济的办法，就是约亲戚朋友打麻将。

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是很清楚赌博的风险与错误，还坚持去做这件事。

因为他们不敢去棋牌室，他们觉得那里都是外人，出事的概率很大，还有可能因为财务上的纠纷，导致更加恶劣的事件。

他们只在家里和自己家的亲戚玩，一开始时是在我大伯家。

因为我大伯两口子尤其爱玩牌，属于经常出入牌馆，并敢下重注的豪气人士。

这份豪气，来自于大伯供职的轧钢厂。

在当年，建材十分紧俏，尤其是钢筋，售价一路走高。

很多地方需要上项目搞基建，都需要排队等着钢材进场。

那个时代，倒一些农副产品或者服装鞋包赚钱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要是能倒来钢材，简直就是暴利。

尤其是，大部分钢厂有自己的运输队，都是收到货款开出票据，使用钢材的单位只需要凭票接收或者自行领取钢材即可。

这就给了倒爷们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许多所谓的贸易公司，基本上就两个人，一个老板一个秘书。

老板负责夹着皮包出去应酬跑单据，秘书负责接电话录信息。

这样的公司，专用办公地点都不需要，找一间民房，拉上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开始干活。

大多数时候，这间民房白天是某某贸易公司，晚上就是老板和秘书的爱巢。

请原谅，我本来应该把老板和秘书描述成夫妻，但我确实也不认识几对这样开公司的夫妻。

而我对于他们是夫妻的印象，主要留存于有几对把公司干成了，买卖做大了，老板和秘书最后也结婚了。

而更多的公司，老板在外练就一身灵活机动的身法，以及油嘴滑舌的语言，身边的秘书从一开始小秘，到最终也不过就是个“小蜜”。

这种既是小秘又是小蜜的事，在当年不鲜见。

在我看来，这些姑娘就像我家里的西红柿一样，既是蔬菜，又是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