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卓进长安以来，愈加跋扈！已完全不将朝中士族放在眼中，彻底将朝中士族推向了对立面。”二层小楼内，贾诩正在介绍董卓如今之状况。

“而这，也是我们的机会！只需将董卓控制住，有朝中士族帮助，我们顷刻便可将朝廷的控制权夺回。”王允笑道。

正如王允所说，现在朝廷虽是董卓的一言堂，但那不过是士族畏惧董卓权势、不敢反抗罢了！

朝廷的诸多机构，实际掌控权还在众士族手中，只不过他们现在是在为董卓服务。

只要董卓一失势，不到半日、朝堂所有机构中的亲董官员都会被清扫出去。

至于董卓为什么不派人彻底掌控朝堂？

他做不到啊！这些士族都是经过数百年的沉淀才得以有今日规模，到如今朝廷各机构间的士族势力早已是盘根错节，就算他董卓依靠威势抬一个三公上去，没这些士族的许可，这位三公在朝中下达的命令也是寸步难行！

这，就是如今的士族，或者也可以叫他们门阀，与军阀是一个性质！只不过，这些高门大族讲理，一般也不会如军阀那样压榨百姓，毕竟这些士族自诩儒道传人，就算压榨也会做的隐晦些，毕竟不能竭泽而渔吗。

也正因如此，最近几任皇帝才会开始宠信宦官，实在是士族太强了，强到让皇帝都觉得有威胁了。

别说皇帝宠幸宦官是为了对抗外戚，外戚掌权，也得靠士族！

或者是，如今世道，你只要不想杀的只剩自己，就得依靠士族。

这，就是绵延百年的士族政治！

即使东汉政权枢要官在史料记载中以“清”、“贫”的形象出现，也多为豪族层出身，只不过是没落的豪族。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东汉政权理解为“豪族政权”没有错。

问题在于，枢要官为何没有采取更为“豪族化”的生存方式。

东汉政权枢要官在地方上采取“清”、“廉”的处世方式；作为官僚，对皇帝“孝”、“忠”、“正”。

在初期时，枢要官中有七成以上是士人。同西汉时期最盛的 26.8%相比，可说是儒学对官僚层影响的结果。

可见，东汉政权成功利用儒学将豪族朝自己希望的方向改造。所以，东汉实际上是“士大夫豪族政权”。

东汉初期，荆州南阳与司隶出身的士大夫豪族颇受重用。因为对官僚层产生影响的儒学主要是以今文学为主的“家学”，所以具有门阀化倾向的官僚多是具有“世传家学”的士大夫豪族。换言之，士大夫豪族利用官定的今文学使自己的地位世袭化。

如此，汝南﹑弘农郡出身的士大夫豪族逐渐取代了南阳的功臣和三辅的外戚。

东汉中期以后，出身豫州的士大夫豪族在政权中占有相当的优势。同时，东汉政权通过儒学为媒介，利用察举制度使地方社会的豪族“士大夫化”。

但是，当豪族随着东汉政权意愿改变形态后，士大夫豪族门阀化的倾向趋向严重化，高度的同质化使其行动极其一致，成为了抑制东汉皇权将公权私有化的主要力量。

因此，东汉皇权与士大夫豪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使得东汉皇权不得不依靠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帝国的政权运作。

而这裂缝，其实就是桓灵以来百年间不断出现的政权斗争的根本原因。

只不过，士大夫选择外戚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而皇帝，则选择了宦官作为代言人，才有了我们熟知的外戚宦官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