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佛兰德尔并非是惟一受到北方航运有利影响的地方。这种影响在流到尼德兰的各条河流的沿岸都有反应。有资料提到，埃斯科河岸的康布雷和瓦朗西安以及默兹河岸的列日、于伊和迪南，在10世纪时就已经是商业中心。莱茵河岸的科隆和美因兹也是如此。离北海活动中心较远的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没有显出同样的重要性。在那里，除了与英格兰有天然联系的鲁昂以及再靠南一些的波尔多和巴荣纳（此地发展较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值得一提。至于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内地，只是在或从意大利向上或从尼德兰向下逐渐向那里蔓延的经济渗透的影响下，非常慢地发生变化。

仅仅在12世纪时，经济渗透逐渐蔓延，终于改变了西部欧洲的面貌。经济渗透使西部欧洲摆脱了传统的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是一种仅仅建立在人和土地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强加于西部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不再仅仅处在从属于农业的地位，而是反过来对农业起作用。农业产品不再只供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者消费，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料卷入总的商品流通系统。到那时为止禁锢着经济活动的领地制度的框框被打破了，整个社会显得比较灵活、活跃和丰富多彩。如同古典时代一样，乡村重新趋向于城市。在商业的影响下，古代的罗马城镇恢复生气，居民增加；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有的对附近地区有影响，有的影响到很远的地方。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平均每五平方里厄[20]就有一座。这是因为城市确实已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城市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日益紧密的利害关系把城乡联结在一起：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市民的物质生活依靠农民，而农民的社会生活则依靠市民。因为市民向农民展示了一种较为舒适、讲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激起了农民的希望，因而增加了他们的需要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城市的出现并非仅仅在这方面有力地刺激了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出现还向全世界传播了新的劳动观念，这对社会进步同样做出了贡献。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这一事实的后果（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是无法估量的。最后再补充一点：经济的复兴（12世纪时经济由复兴到繁荣）显示了资本的力量，我们还将充分地谈到这一点，以便说明很少的时代对社会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

生机勃勃、面貌一新、迈步前进的新欧洲，总之更像古代的欧洲，而不像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因为新欧洲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那种基本特性。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为大，那么城市的经济影响在中世纪则远远超过古典时代。总的说来，在罗马帝国西部各省中，大的商业城镇相对地稀少，几乎只可举出那不勒斯、米兰、马赛和里昂。当时不存在可与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布鲁日那样的港口或者米兰、佛罗伦萨、伊普雷、根特那样的工业中心相比拟的地方。在高卢，诸如奥尔良、波尔多、科隆、南特、鲁昂等古代城镇，在12世纪时所具有的重要性看来远远超过它们在罗马皇帝统治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性。最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超越了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所达到的范围，不是停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而是广泛地蔓延到德意志，并且一直延伸到维斯杜拉河。那些在基督纪元开始之时只有很少的琥珀和毛皮商人经过的、在我们祖先看来就像非洲中心一样荒凉的地区，现在到处都是繁荣的城市。罗马商船从未曾穿过的松得海峡，这时船舶来来往往显出一派生气。人们如同在地中海一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在这两个海的沿岸有着几乎同样多的港口。商业利用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商业控制着这两个把欧洲大陆非常奇妙的锯齿形海岸夹在当中的内陆海。正如意大利的城市将穆斯林从地中海赶了回去一样，在12世纪时德意志的城市也将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赶了回去，条顿人的汉萨同盟的船舶满布在这两个海上。

就是这样，商业的扩展发端于两个地方（由于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通过威尼斯和佛兰德尔，欧洲与东方世界发生接触），像一种健康的时尚传遍整个大陆。[21]商业活动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内地发展，最后会合在一起，在从布鲁日到威尼斯的天然道路的中点——香巴尼平原——取得接触。自12世纪起在那里建立起特鲁瓦、拉尼、普罗万和奥布河畔巴尔等著名的市集，这些市集直到13世纪末在中世纪的欧洲起着交易所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由于资料缺乏，不可能足够确切地阐述商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在谈到起源问题时几乎总是这样。我们刚刚概述了商业活动的开端，是商人阶级促使商业活动出现并传遍西部欧洲的。

在某些地区，商业看来是一种原始的和自发的现象。例如，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从历史黎明时期起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航海至少和农业一样历史悠久。所有一切都促使人们去从事航海：海岸呈深深的齿形，港湾的众多以及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岛屿或海岸的吸引力。因为家乡的土地贫瘠，那些地方更是激励人们去海上冒险。加之，由于靠近较为古老而防卫不足的文明地区，因此可以抢劫致富。海盗行径是海上贸易的先导。对于荷马时代的希腊航海者来说，也正如诺曼海盗一样，在长时期内，这两种行业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应该说，在中世纪不存在这种现象。找不到这种英勇而野蛮的买卖的痕迹。5世纪时入侵罗马各省的日耳曼人对于海上生活完全外行。他们满足于把土地占为己有，因而地中海的航运和过去一样继续起着帝国时期归它起的作用。

穆斯林的入侵造成帝国的覆灭并且关闭了地中海，但未产生反应。人们接受了既成事实，欧洲大陆失去了传统的出路，长期囿于基本上以农村为基础的文明。犹太人、小贩和临时性的商人在加洛林时代进行的零星买卖太微不足道，而且为诺曼人和萨拉森人的入侵所彻底消灭，所以无法把这种零星买卖当作商业复兴的先兆，商业复兴的最初征候是在10世纪时突然出现的。

我们可以假定商人阶级是从农业人口中逐渐形成的吗？乍看起来这样假定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没有什么根据可以使人相信这种论点。在中世纪早期家家户户、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的那种社会组织中，看不出有什么因素可能促使人们用依靠占有土地享有的稳当生活去换取碰运气不稳定的商人生活。而且，在同外界没有接触因而习惯于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中间，利欲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必然表现得非常之少，没有什么新颖奇异的东西激励他们，而他们又或许完全没有首创精神。虽然农民常去城镇和城堡的小市场，但是他们从市场上赚到的钱太少，不可能激起他们想要依靠做生意过活的愿望，甚至他们想不到还可能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之中肯定谁也不会想到卖掉土地换取现金。社会状态和风俗习尚顽强地反对这种做法。再说也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说明有人想到去干一种既奇怪又冒险的事情。

某些历史学家力图将大修道院的仆役说成是中世纪商人的鼻祖，他们负责从院外采办生活必需品，有时或许也到附近市场去出售院里的剩余收获物和葡萄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