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的私人著述，如马苏姆（Masum）、阿奎勒汗（Aqil Khan）和哈菲汗的作品。这些著作是由官员写的，但其目的并不是让皇帝阅读。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皇家记录隐藏的很多事实，尽管其中的日期和姓名有时不正确，叙述有时也贫乏，但这些著作包含了被更正式的官方历史排除的很多人物的个性和形象描写。在奥朗则布去世26年后，哈菲汗完成了他的著作，这部著作是欧洲作家所参考的主要资料。在叙述沙贾汗时期和奥朗则布统治前期的部分，他的历史著作就像宫廷记录的节选本。但是从1688年开始，他使用了他收集到的他的父亲及朋友亲历的情景。莫卧儿帝国贵族的传记集《统帅之路》（Masir-ul-umara）也是同类作品。这部作品根据当时尚存的波斯文记录写作于1780年，但是加入了很多具有传统特征的轶事，并且包含了关于过去几代人行为的趣闻。
甚至还有印度教徒用波斯文写的两本关于奥朗则布的历史著作。一本是比姆森·布尔汉普里（Bhimsen Burhanpuri）写的《美景地图》（Naskha-i-Dilkasha），他是奥朗则布的将军达勒帕特·拉奥·邦德拉（Dalpat Rao Bundela）的合作商人。比姆森是一位活跃的旅行家，善于观察地形的细节，详细地记录了他从马图拉（Mathura）到马拉巴尔（Malabar）的见闻。他的著作对于德干事务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他在那里长大并且几乎度过了一生。他与皇室离得足够近，可以正确地观察事件，但又不是近得足以成为一个溜须拍马之人。另一部著作是伊萨-达斯·那加尔（Isar-das Nagar）写的《伊斯兰的智者》（Shaikh-ul-Islam）。他居住在古吉拉特的巴坦（Pattan）。这部著作对了解和拉杰普特人相关的事很重要。
除了介绍奥朗则布统治的综合性著作之外，还有只涉及那一时期某个具体时段或人物的波斯文专著，例如尼阿马特汗·阿里（Niamat Khan Ali）对围攻高康达（Golkonda）的记述，西哈布丁·塔里什（Shihabuddin Talish）在征服库什·比哈尔（Kush Bihar）、阿萨姆和吉大港时写的日记，伊拉达特汗（Iradat Khan）的回忆录，以及巴哈杜尔沙一世的其他几位仆人从奥朗则布晚年开始记叙的回忆录。关于德干的两个王国高康达和比贾普尔（Bijapur），有单独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了莫卧儿帝国与它们的关系。关于马拉塔人，有讲述西瓦吉（Shivaji）、桑巴吉和拉姆王公事迹的编年史（Bakhars），由他们的官员和其他人撰写。拉杰瓦德（Rajwade）先生据说收集了17世纪很多马拉塔文的信件，将其纳入《历史文献档案》（Aitihasik Lekh Sangrahax）系列之中。
伦敦皇家亚洲历史学会收藏了一箱奥朗则布时代的《皇家公告》（Akhbarat-i-Darbar-i-Muala），它们只是光秃秃的枝干——枯燥、非常简洁，只对弄清日期有帮助。在他前22年的统治中只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但是从他统治的第36年开始，数量变得多起来。
目前印度对奥朗则布统治的记述，特别是乌尔都文的记述，是基于《伊斯兰王室史》（Tarikh-i-Muhammad Shahi）和《被遗忘的历史》（Tarikh-i-Farah-Bakhsh）等著作。这些著作出现于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基本是根据市井流言和民间故事编写而成。由于著作不是根据官方记录和其他同时代的信息所写，当它们的记述与有关奥朗则布统治的更早并且更权威的历史记述冲突时，就不能被采用。这些不可信却笔触生动的作品启发了道（Dow）的《印度斯坦史》（The History of Hindustan）和斯图尔特（Stewart）的《孟加拉史》（History of Bengal），并且在印度大众信仰中继续促进了虚假历史观念的形成。
幸运的是，关于奥朗则布统治的部分时期，我已经获得了原始的历史资料——这种信息来源甚至比上面提到的官方记录还要宝贵，那就是17世纪政治舞台上“演员”的信件，我收集了近3000封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了一天天发生的事件，而不是由作者在之后带有某种目的装饰过的事件记录。在这些信件中，我们看到那些创造印度历史的人的真实的希望和恐惧、计划和看法。这类资料包括奥朗则布的信件（形成很多不同的和庞大的选集，将在参考书目中描述），他的父亲、兄弟和姐妹们的信件［在《皇室通信集》（Faiyaz-ulqawanin），勒克瑙MS.］，贾伊·辛格（在《几周之间》（The Haft Anjuman），贝拿勒斯MS.）的信件，奥朗则布第四子阿克巴的信件［在《阿拉姆吉尔书信集》（Adab-i-Alamgiri），《信仰的外在》（Zahuir-ul-insha）和《西瓦吉书信集》（Khatut-i-Shivaji）］，以及阿巴斯二世的信件（我从勒克瑙的集市上获得）。莫卧儿与马拉塔之间的通信收藏在《西瓦吉书信集》之中。一些官员，如努-乌乌尔-哈桑（Nur-ul-Hassan）、拉丹达兹汗（Radandaz Khan）、鲁特夫拉汗（Lutfullah Khan）的信件和其他一些信件，存放在孟加拉亚洲学会的图书馆、伦敦印度办事处的图书馆和兰普尔（Rampur）的纳瓦布的图书馆。孟买的P.V.马乌吉（P.V. Mawji）收集了寄给西瓦吉和他父亲的波斯文书信，但他拒绝别的学者使用这些书信。
关于奥朗则布的非常有意思的轶事集，是哈米杜丁汗·尼木查（Hamiduddin Khan Nimchah）编纂的Ahkam-i-Alamgiri，它收录了奥朗则布的很多话语和对他人请愿的命令。我将其翻译为《奥朗则布轶事集》。
在奥朗则布统治的初期和末期，我们有很多证据——公开的历史著作和信件集；但是，相比起来，1667～1696年这三十年则是一片黑暗。然而，我相信，如果我的受过教育的同胞们能够有兴趣在私人收藏中仔细地用知识来搜寻波斯文的原稿，这三十年中的很多历史书信就能够在印度被找到，特别是在联合省的阿格拉（Agra）和奥德（Oudh）。
欧洲的旅行者塔维尔尼尔（Tavernier）、伯尼尔（Bernier）和曼努西（Manucci）在奥朗则布统治期间访问了印度，留下了对这个国家长长的记录。他们的著作毫无疑问富有价值，为了解印度人民的状况、贸易和工业的状态以及基督教会的历史提供了线索。此外，外国观察者对印度制度的批评具有新意，本身就具有意义。但是，就政治史而言，除了他们亲身参与或目睹的事件之外，他们只是记录了市井流言和当时的民间故事，不能与当时的历史著作和波斯文信件相比。塔维尔尼尔和伯尼尔只涉及了奥朗则布执政的初期；前者从伯尼尔的记述中引用了大部分事实，而伯尼尔则得益于曼努西才了解到一些细节。曼努西的著作《莫卧儿的历史》（Storia do Mogor）涵盖了奥朗则布整个统治时期，但是他到达印度时还只是一个只受过很少教育的叛逆的小伙子。他的能干的编辑承认，他是一位容易轻信的倾听者。他所描述的大部分事件都是在很久之后依靠记忆追溯的，因此我们不能对他记述的准确性抱有多大期望。这些外国旅行者限于地位，无法接触最好的信息源；国家档案馆对他们是不开放的。他们仅仅是偶然造访了印度历史的塑造者，而且是以祈求帮助的人的身份去的，与军营和宫廷中的位高权重者并不熟悉，因此这些人不会向他们提供口头信息。最后，他们波斯文水平并不高，这让他们无法使用当时的波斯文文本，也无法核实他们口头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