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州，因其境内有汉河最大的支流襄水由西北方位朝东南方位走向流经而得名，自华夏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祖夏王朝开始，襄州地区便是当时的经济和军事要地。

祖夏王朝的第一位君王，姓姒，名誉。原本只是上古时期夏后氏的部落首领，后来因为姒誉治理了当时肆虐危害天下的滔天洪水，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卓著功绩，受到了各部落诸侯的拥护和爱戴，被天下百姓尊称为“神誉王”，意思是连天神都会交口称赞的最高管理者。

姒誉在治水的过程中，曾历时十三载，走遍天下，丈量大地，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等尽皆了如指掌。在称王建国后，神誉王将天下重新规划为九个州，以方便对天下百姓万民的管理和教化。

神誉王不仅是首位治理好多年洪水的有功之人，而且完成了国家的建立，用阶级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以文明引导的方式代替了野蛮生长，上至首领、下到万民开始注重礼节和仪式，结束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态。

为了纪念和表彰神誉王创造了“国家”这一新型社会政治形态，大力发展了国家生产，使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后世圣人史书将大地、历史、民族等全国性的概念名词全部统一冠以“华夏”之名。

“华夏”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部追述上古历史事迹文献汇编《尚书》中的《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部落，都对周武王表示顺从。

自礼周王朝之后，“华夏”成为中原大地的别称。

李唐皇朝建立之初的十八学士之一的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一书中解释道：“有服章纹彩之美，称之华；有疆界礼仪之大，谓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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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州之名在神誉王划分天下的华夏九州时并未出现，当时的襄州境内大部分属于荆州之域。直到汉太祖刘沛即位六年后，置名襄州，开始修筑州治所樊阳城。

因为位于华夏腹地，故取名为“樊”，寓意淡泊明志，与世无争，象征着淳朴、敦厚、朴素和温文尔雅。兼之该城池建筑地处襄水之北，根据山水阴阳的风水学说，“山南水北谓之阳”，故取名为樊阳城。

樊阳城西北区域坐落着一个唐河镇，在唐河镇的偏北方向有一处唐家堡。

唐家堡原本只是一个小乡村，方圆也不过十二三里，仅仅四五十户土生土长的原住居民。自从多年之前“问川江海”的天下豪富唐家在此定居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开始声名远播，引得各地经商行贾之人、求财盼富之家蜂拥而至。

后来整个乡村原本的名字竟然渐渐被人们忘却，被过往行人唤作了唐家堡。

而唐家的家主唐问川也是不出意外地被全体居民们推举为堡主。久而久之，就连本地人也都对外宣称自己是唐家堡人。

整个唐家堡现在大约有一百五十户人家，总人数在近八百之数。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皆依赖于唐家而生存，所以唐家在村堡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在李唐皇朝以前，针对“村”的管理人员有多个名目。

最早在礼周王朝的夏冬时期，已经设置有“里正”一职，主要负责掌管户口和赋役之事。赢秦皇朝和刘汉皇朝沿用了这个官职名称。

到了李唐皇朝，开始推行“村”的制度，“村”完成了由民间性质向官方组织的演变进程。“村”的概念使用及分布范围之限定已经法律化。

在村坊制度下，户令明确规定“村”为野外聚落之统称，并对村正、长的设置办法进行了统一规范，明确了村正、长的职责。

李唐皇朝《通典*职官》有条令规定：诸户以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五家为一保。每里设里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田野者为村，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其村居如不满世家，隶入大村，不得别置村正。

简单来说，因为村的户数多少不同，所以在村正的设置上也会做出具体区分：

其一，如果一个村在十户以下，那么这个村就不专门设置村正了，而是跟邻村共用同一个村正；

其二，如果这个村超过十户，但却不足百户的华，那么这个村就可以设置一个村正；

其三，如果某个村超过了一百户，那么这个村就算是大村了，这个时候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会增置两个及以上的村正。数十户的村落在李唐皇朝境内占了大多数。

像唐家堡这种村落情况在整个李唐皇朝境内都算是比较罕见的了，鉴于唐问川在唐家堡的特殊影响力，便也充任了一名村正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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