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的时候，一天，在东关小学当老师的邻居苏老师来我们家，不知怎么的聊到了我母亲，她慢声细语地说她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她的红领巾是我妈亲手给她戴上的。她慢声细语的话语听在我耳中，却似响了个惊雷，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她比我妈只小6岁，我妈怎么会给她戴红领巾？我疑惑地问她为什么我妈会给她戴红领巾？她说我妈当时是乡上的少儿委员，所以她们第一批少先队员就是请乡上的少儿委员给戴的。

我听了十分震惊，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妈在我上高中前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社妇女主任，我只知道她一天风风火火地干工作，家里的事除了给我们做过年过节的衣服，别的事一概不管，拿现在的话讲就是个工作狂。

我们虽然一直跟我妈一起生活，但其实我们很少见到她，她经常是早上我们上学前她就早早地下队去了，晚上很晚才回来，有时候出去开会，好几天不回来，我们也习以为常无所谓了。有时候我觉得我妈那时候不像家里的女主人，倒更像一个来去匆匆的客人，我们很少能见到她，见了也疏远得无话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有事找姐姐，那时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是我姐姐当家，就连我们几岁上学，起什么名字这样重要的事都是我姐姐一手包办的，我怀疑我妈可能连我们叫什么都不怎么关心，直到我上初中时，我妈调到了县城工作，才恢复了正常的上下班，我们也才能每天按时见到她了，我们之间的陌生感才逐渐消失，才逐渐感受到深深的母爱。但她怎么就会给苏老师戴红领巾，我还是不得其解，带着满心的疑惑等我妈下班回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妈是怎么回事。

我妈一听淡淡地说苏老师的红领巾的确是她亲手给戴上的，她15岁就是乡上的少儿委员了，17岁就当上了刚刚成立的农业合作社的第一副社长，也是乡上唯一的一个女社长，17岁就破格提前入党，18岁就以农村工作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工作。

听了母亲的话，我一时呆住了，那年我也已经17岁了，除了一天埋头学习，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我无法想象17岁的母亲是如何领着农业社的社员们战天斗地的。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穿行在农村田间地头的矫健的姑娘的身影。我没想到在我眼里普普通通的母亲竟有这么辉煌的过去，我不禁对母亲的过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从此以后，我一有时间就追问她的过去，母亲高兴了就给我讲讲她的故事，不高兴了就说去去去，忙着呢，问那些干啥。在我锲而不舍的追问下，母亲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好多她的故事，讲旧社会她们如何艰难求生，讲解放后她是多么的高兴快乐，讲她如何刻苦学习，讲她如何为父母报仇雪恨，讲她如何抓小偷，如何破案，讲她如何挽救家庭，讲她被冤枉后又如何据理抗争，机智勇敢地将事情报告给上级领导，最终平反，讲她如何跟作风不正的领导作斗争......这些故事听得我心潮澎湃，我没想到，我母亲的一生竟有这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听着她的故事，我总自觉不自觉的把她跟课本中英雄人物联系起来，她用平凡的身躯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传奇，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后来，我又亲眼目睹和听说了许多她们那批女干部的事，她们没多少文化，我的母亲只是三天打渔两日晒网地上了两年民校班，但她们公而忘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敬业精神和爱憎分明，宁折不弯、机智勇敢、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却是我们这代人所没有的。

母亲及她那一代女干部的非凡经历和崇高精神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把她们那一代人的故事写出来，但我又深知自己文笔不行，写不出她们的神采，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动笔。

但母亲退休后，我陪母亲逛街时，经常碰到她以前的同事，他们聊着聊着最后总是说：“你的经历可以好好地写一本书。”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心中的那个梦想就不由自主地跳了出来，特别是母亲总是谦虚又有些遗憾地说：“我有啥好写的，再说谁闲得没事干写这些呢。”我听了这话，心里就觉得愧得慌，几次想跃跃欲试，几次又为自己没这个能力而作罢，直到去年母亲几次病危，我看着母亲病弱的身体，便下定了决心，不管我水平如何，我也要用我拙劣的笔把母亲的一生真实地记录下来。

写作的念头一起，她们的故事便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压都压不住，到了想起她们手就痒痒的地步，于是，我便拿起了笔，不为别的，只为她们的故事可以留存下来，不被历史的烟尘所埋没。我不想有过多的噱头，只想老老实实真实地记录她们不平凡的一生，不平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