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财贸系统召开了一千多人的职工党员大会，组织部也派人来参加了。

在千人大会上，我母亲没打一个字的草稿，上台哭诉了2个半小时，把王永高审查她的所有过程和他在单位胡作非为的事全部揭发了出来。

台下的人听的直哭，会后，大家对我母亲的发言赞不绝口，被审查的好多人感慨地说：“慧明真硬气，真能说，也会说，你说我们叫人家审的，说也不敢说，也不会说，你说我们能说出来叫人听听，我们也没那么挖苦。”

王书记派商业局的人来，把我母亲的事情也调查清楚了，我母亲不但一分钱没贪，凡是我母亲经手的账也一分钱不差。

商业局人事科的领导，专程来给我母亲赔情道歉，承认了工作上的失误，冤枉了我母亲，正式代表组织给我母亲平反。还问我母亲有什么要求，我母亲说：“我什么也不需要，只想扇王永高几个嘴巴。”

人事科的领导说：“他犯了错误，组织上会处理，你不能打他。你打了他，你就又犯错误了。”

我母亲说：“那我没啥要求。”

大会开完没几天，王永高被调离了食品公司，到公社的一个供销社当主任去了。

当事情终于查清楚并得到平反时，我母亲的精神才得以放松下来。然而，那段如恶梦般的日日夜夜却像潮水般涌入她的脑海，使她的精神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在被连续关在一个小房子里17天，不得外出的经历后，我母亲产生了条件反射，一刻也不想待在封闭的空间里。尤其是每次进入门市部，内心就焦虑不安，心里急得起火。为了逃避这种感觉，她干脆就无法在屋内待下去了。晚上，她也难以安睡，每晚都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十几趟，直到走得筋疲力尽，人们已经入睡，她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她的眼神变得呆滞，时而哭泣，时而发笑。医生诊断她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好多人惋惜地说：“可惜了一个好丫头，年纪轻轻的就得了神经病，好好的人就这么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