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科在综合性医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常常不显山不露水的，不到用到的时候，几乎想不起还有这么个科室。张芸和以前的业务员也曾到一附院中医科做过工作，但成效不大，也就不怎么上心了。

李越觉得不应该轻易放弃，因为广东的中医氛围很好，出过很多有名的中医，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岭南派，建国后还先后出了4位国医大师。

当地老百姓对中医很推崇，简直就是有些迷信，“食药同源”在广东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广东人非常喜欢煲汤，常常根据季节不同在里面加上不同的中药，而且家家都有自己的家传秘方，也有很多公开的方子和商品化的冰茶饮料。

有些人在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干脆连医院都不去，也不到药店买药，而是自己煲汤或者去专门的凉茶店买凉茶喝，用这样的方法进行调理，往往也很有效果。

李越去找了中医科的刘主任，发现刘主任其实很随和，称呼李越叫李大夫，两人很能谈得来。于是李越跟牛总申请了一下，找了个周末请中医科的医生一起吃个饭，他是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想法，先跟他们熟络一下再说。

跟刘主任商量了一下，李越找了一个离医院不远的粤菜馆，这样可以下了班医生们可以走路过去，吃完饭各自回家，比较方便。

中医科一共来了7个人，5男2女，加上李越正好共8个人，那个年代还比较讲究吉利数，电话号码、车牌号、呼机号等都喜欢要8。他请刘主任点了菜，要了一瓶山东产的白酒。

在李越的印象里，中医科的医生大多数都是不忌烟酒的，有的烟瘾还很大，而且比较喜欢喝酒，说什么也就也是养生之类的。

但这里毕竟是广州，中医们也不怎么喝酒。刘主任在三杯酒下肚之后，就笑着对李越说到：“小李，三杯酒过后都是酒话，说话就不算了哈。”

李越只能苦笑了一下，看来风俗习惯的差异真是根深蒂固的，跟职业也没有多大关系，山东的中医大夫爱喝酒，广东的中医大夫就不怎么喝酒。

尽管酒喝得不多，但气氛还是很融洽的，刘主任的话也没错，三杯酒过后大家已经聊得轻松愉快、其乐融融了。

聊着聊着，刘主任话锋一转，就聊到了中西医的差异上来了。

他笑眯眯地看着李越，问到：“李大夫，你也干了5年医生了，你是怎么看中医的呢？”

“啊？”李越一时没反应过来，瞅了瞅在座的7个人，发现他们都在看自己，似乎很期待自己的答案，不禁咽了一下口水，端起杯子说：“那咱们先干一杯，让我壮壮胆子再说。”说完一口干了，其他人都抿了一点，算是陪他了。

李越略微思索了一下，才说：“刘主任刚才已经说过了，三杯过后说话就不算了，我已经喝了不止三杯酒，那就更不算了哈，都是酒话，我壮着胆子回答一下刘主任的提问，说的肯定会有不对的地方，各位老师多包涵吧。”

李越在大三的时候学过一学期的《中医学》，他回想了一下当初上课老师们讲课给他留下的印象，加上工作5年来遇到的人和事，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大概有了个思路，于是清了清嗓子，说到：“首先，我是不排斥中医的。我小时候接受过中医的治疗，一位老中医用三棱针给我做过针刺手指四缝穴的治疗。

我上大学时遇到的几位中医老师，他们留给我的印象也都非常好，他们还在课堂上当场给同学做过推拿和针法治疗，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工作以后，所在单位的几位中医大夫也很有中医的风范，不仅找他们看病的患者多，而且口碑都很好。

一句话，不管医生怎么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疗效才是最好的广告。”

“但是，我也确实感觉到中医和中医教育现在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会让中医越来越没落。”李越讲到这里，端起茶杯喝了口水，借机观察了一下，发现大家并没有特别的反应，才接着说下去，“给我上课的老师，有三位是中医世家，一位是中医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有很大的区别。说白了就是科班出身的那位更像个西医，家传的三位才像事中医。

中医以前都是“师带徒”的培养模式，除了背诵医古文和汤头歌，还要认识中药，要给病人抓药、熬药，有时候还要自己去采药，甚至还会被要求尝药。

学徒当了几年、师父认为合格了，才可以试着给人把脉看病、开方，然后又要过好几年，直到师父认为可以了，才能独立看病，而要出徒还要再过几年。这样下来，学习的过程没有个十年八年是不行的。

而科班出身的人，中医学院一毕业就是大夫了，上学的时间只有四、五年，而且至少前两年学的都是基础课，不是中医的课程。这样实际学习中医的时间也就两三年，只能学个皮毛，有的连把脉都不会，中药也认不全，就去当大夫了。

学习时间长短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培养的方法。

师带徒教的是医古文和药性、医案、经验、体会啥的，而中医学院的学生，基础课学习的课程跟西医学院差不多，也要学习物理、化学、生理、生化、组胚、解剖、病理、病生等等，这跟中医完全不是一个体系，而且会干扰中医的思维。

中医所说的“心”与解剖课上看到的“心脏”并不是一回事，中医说的“脾”也不是那个造血和免疫器官，这样的差异太多了，所以中医学院的学生学到的不是真正的中医，是西医化的中医。

师承派和学院派不仅存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别，而且诊治和用药的思路和风格上也有差别，甚至为人处世的做派都有差别。

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除了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不同以外，用化学的方法研究中药的方剂也是行不通的，西药有化学合成的，也有很多药物是用从某种植物中提炼出的有效成分制成的。

而中药则不然，一个方剂由几味药、十几味药、甚至几十味药组成，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不是哪一种成分，而是很多种成分共同和协同作用的结果，何况中药采挖之后还要炮制加工、组成方剂之后还要熬煮，这些过程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差异。

单是熬煮的时候，就有先下、后下之分，而熬药时的火苗还要有急火、慢火、文火等区别，熬制的时间、加水的比例等等，太多的因素都可能跟药效有关，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化学成分就能说清楚的，何况在炮制和熬煮的过程中还有发生变化，产生新的化合物。

中药方剂中的‘君、臣、佐、使’的精妙组合，更不能用化学成分来解释，也是西医的方式所无法研究清楚的。

简单的把中草药改换个形式来使用也是不对的，比如粉碎之后做成胶囊、药片、药丸，甚至现在还有把中药方剂做成注射液拿来静脉给药的，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我认为就连中药发酵的方式也有些简单粗暴了。

这些方法同样都忽略了中药的理论支撑和用药途径的差别，这些新的给药方式，并没有带来期待的革命性变化，反而还出现了很多不良反应、副作用甚至由此引发了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