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雪华也就没有再多问，给李越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情况，也讲了一些人事、财务和管理制度上的要点。

听了温雪华的介绍，李越才知道，香港君桦医药有限公司虽然注册在香港，但公司的法人代表胡丽珍，原来是东山人民医院一位内科护士。

她先是从医院辞职到医药公司做销售，据说很是赚了些钱，后来不知怎么去了香港，还获得了当地的户籍。

这家公司是区政府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引进的，因为是海外资金，而且是医药行业，当地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司主要销售肿瘤病人放化疗的辅助用药。

胡丽珍曾经在一次培训课上说过，自己干了十几年的临床工作，对医疗行业有很深的感情，因此也有自己的底线，所以她不代理化疗药，尽管那些药的利润更高。

她代理的药品主要是有助于减轻和消除放化疗的副作用、减轻痛苦的，比如预防和治疗放化疗引起的口腔溃疡、肠粘膜溃疡、腹泻呕吐、食欲减退等并发症的药物。

李越觉得这位胡老板确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自从有了药品回扣这项灰色收入后，肿瘤科就逐渐成为医院里额外收入最多的科室之一，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进口化疗药的高额回扣。

肿瘤科的病人比较特殊，家属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常常是：“大夫，请您一定要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可以说，家里老人、配偶或其他亲人得了癌症之后，子女等家属既难过又无助，因为情感上的难以舍弃，或是为了尽孝心、为了留住亲人，他们往往不惜代价、不计成本。

但事实上，直到今天，能够有效治疗肿瘤的药物并不多，因此病人住进肿瘤科，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化疗、放疗，忍受了各种副作用的痛苦，最后的结果大多数都是人财两空。

正是肿瘤病人及其家属心理上的这些特点，和治疗上的这些特殊性，这些年来逐渐催生了两个与肿瘤相关的行业的暴利。

一个是西药的化疗药，因为其过高的费用和不良结局，有些其他科室的医生和有过切身经历的老百姓，都对肿瘤科的化疗颇有微词，甚至有人戏称他们是“图财害命”科，病人到了他们科就是到了终点站，钱花完了，人也走了。

另一个就是那些专治各种肿瘤的所谓“神医”，他们大多有自己的“祖传秘方”或者偏方，专门给一些曾经在大医院治疗过的中、晚期肿瘤病人治疗，甚至还告诉病人“吃我的药就不能用其它药了”，最终的结局也更是人财两空。

肿瘤病人的家属对于最终的结局，一般也都有心理预期，因为他们也知道，病人本来也没救了，家属能做的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求得心理安慰而已，有的还害怕自己不花钱就没尽到责任。

这样的神医全国到处都有，他们治疗肿瘤的神话在当地民间也会广为流传，说的有鼻子有眼，“某某人得了癌症，大医院说是治不了，都不收了，后来听人介绍，到他那里吃中药，半年后自己就好了，一年后回医院检查肿瘤完全消失了，连医生都不相信。”

不仅是普通老百姓相信他们，还有一些当官的也信，以至于在这些当官的支持和帮助下，有一些神医还把自己的小诊所扩建成了专门的“肿瘤医院”，这些“医院”也不断地被举报、关停，也在不断新生。

所以，当李越听温雪华说，胡总只做辅助用药、而不做化疗药的时候，他就从心里觉得胡总确实还是有临床人的情怀的。

君桦公司的管理制度比广甄要规范一些，制度更加完善，但也比较死板。公司规定，所有员工每天都要到公司打卡，而且用的还是老式的打孔式的打卡机。

下班的时候也要打卡，但销售人员因为要去医院现场，不可能天天赶回来打卡，公司就十分“人性化”地允许销售人员可以电话打卡。但不能用手机，需要用医院所在区域的公用电话，并且要报出电话号码，办公室这边还要记录。

李越觉得打卡这件事有点滑稽，每天上班的时候先过来打卡，然后才能出去，这对销售部门的员工显然很不方便，很耽误时间和精力。

下班电话打卡更不合理，不仅会耽误时间，还要付电话费，钱倒是不多，但确实不方便：事情办完了，还不能离开，必须在现场等到下班，简直就是个束缚，大家肯定都很反感。

他问了一下温雪华才知道，这条规矩是一位公司副总定的，据说这位副总还曾是某个区的卫生局副局长，这家公司组建的时候被请来帮忙当顾问，后来干脆辞职出来了。

李越听到这里，猜测大概这位副局长和他身后的金主才是公司的真正老板，胡总恐怕只是一个代言人，也就是俗称的“白手套”，顶多是个小股东。

这位副局长出身的副总因为在机关呆久了，养成了“管人”的习惯，不愿意下边的人太舒服，或者怕公司业务员们的时间太充裕，会跑出去兼职，所以想了这么个办法。

但这个办法肯定不会管用，李越上班后前几天还老老实实在医院等到下午6点，用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打到办公室给温雪华报备，完成了打卡才下班。

没几天他就无师自通地想出了一个应付的法子：在本子上记录了自己所负责的几家医院门口的多个公用电话号码，这样无论在哪，到点打卡说自己在一家医院，报一个这家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他相信其他人也都是这么做的，这么简单，根本不用别人教。他也相信温雪华或者郑世真也能想得到，只是不说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