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便按照她的吩咐照做，因为前来采血的人少，无聊的我每隔五分钟，便把我的单子在机器上扫一下，查看结果是否出来，大概十五分钟左右，便把单子打印了出来。

拿到结果，我自己胡乱看一下，白细胞数量等有向上的箭头，大概是有炎症吧。

我们把单子拿给唐寅强医生看，他在电脑上记录着，说了什么我大致忘记了，只记得关键几句大概是：“你这是病毒性流感，可能还有点支气管炎，需要打吊水，我帮你们开。”

“还要打点滴?算了不用了吧，我们开点药回去就好了。”爸爸仍旧不信任唐寅强医生，说道，“打点滴又不能立刻退烧，还是用退烧药好一点。”

“那好吧，我给你开点退烧药，你们先用一下，如果不行，还是要来医院的。”唐寅强医生拗不过我爸爸，只得再退一步。

于是，我们便拿了药，“心满意足”地回去了，还没出医院，不知道是听了谁的只言片语，说“现在形势似乎不太对劲，感冒发烧必须得严查。”

这件事大概发生在2019年11月份的时候，距离武汉的新冠肺炎爆发管控还有一个多月，那时我实习已经不太忙碌，报了周六周日去上考编的辅导班，自发烧以后，便因病不怎么愿意去上了，我的毕业论文写在此后。

静谧的夜里，我发着高烧，扰得妈妈也无法入睡，她焦虑地不停给我灌水，给我吃了退烧药，我终于间或降下了体温，清醒一些。

“我突然想起我两个月前总是头痛，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显示我左脑有个洞，推测是左脑腔隙灶积液，那个新来的医生不太懂，还危言耸听，说我不排除脑梗死的可能，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发烧?”我一向有些多疑，着呢的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天马行空地想到这一点。

“你发烧跟这个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乱想了，后来我问了好几个医生，不也都说你那时候没事吗？”妈妈最讨厌我胡思乱想，于是她提高了一点音量，说道。

“那也是，我感冒也有可能是实习的时候被班里小朋友给传染上的。”我有发出了其他方面的推测。

“这倒是有可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生病，结果注定，就不要再想原因了。”妈妈帮我换一条敷在头上的毛巾，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最主要的是把你的体温降下去，再说其他事。”

又度过了难熬的一晚，我的高烧终于被全面控制住了，全身发了许多汗，换了一套睡衣，躺在床上还是热的。

过了一个星期，我喝了治咳嗽的药，支气管炎也慢慢好了起来。

这一次生病折腾了我好半天都回复不过来元气，我的精力也大打折扣，实习时对着小朋友们比之前马虎一些，虽然外人看不出来，但我自己心里清楚。

叙事线再次拉回到2020年末，实习期间发烧对我而言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可能也就是后来禹冰博士说的性格完全改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