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洛水贯都，以象天汉（银河），横桥南渡（天津桥），以法牵牛。

城市以洛水的流水喻天上的天汉银河，都城象征天界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西苑象征天界瑶池。

宫城（紫微城）为天帝的皇居“紫微宫”，与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天津桥（含星津桥和黄道桥）和皇城的南边正门（端门）相连，叫“天津桥”，天津意思是天上疆界上的港（即天河的渡口），在这里停、发驶往银河的船。而洛阳的定鼎门大街，连接宫城正门和郭城正南门“定鼎门”的御道，宽110米。

“天街”有天子之街的意思，对应于天上的“天街”星座。隋唐洛阳城的皇城中轴最南正对龙门伊阙，使宫城（紫微宫）、皇城的正南门（端门），与龙门、伊阙相对，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

隋唐洛阳城中轴建筑群，七天建筑：天堂、天宫、天门、天枢、天津、天街、天阙，是中国古代最华丽的中轴线。

隋朝大业年间，即位的杨广为实现自己的宏伟愿景——重建壮丽辉煌的皇宫，即后来的东都洛阳宫，在全国范围内大力筹集木材。

木材主要取自当时隋朝辖区内的云贵、四川等地，这些地方林木繁茂，木材优质，另外还包括黄河流域运来楠木等名贵木料。

这些木材主要用于建筑宫殿及各种设施，而以运河运输木材。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征调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挖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通向黄河，从板渚引黄河水通向淮河。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河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例如吴王夫差命人开凿邗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运送军队北伐齐国，公元前360年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务的。

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决定，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军事行动的目的，因为此时天下已统一。

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400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

和东都洛阳营建相仿，隋唐时期开凿运河，经济因素的比重增加。

天街十二坊为洛阳京天街两侧十二个里坊的总称，包含积善坊、观德坊、宣风坊、淳风坊、宽政坊、宁人坊、尚善坊、修文坊、安业坊、淳化坊、宜人坊、明教坊。年轻时的武士彠和同乡许文宝就在修文坊里开了个神木商行，因为有个“文”字。

年幼的武明空当然知道，她父武士彟，字信，山西文水人。隋朝东都丞武华之子。他的同乡许文宝当然也是山西文水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不断发展，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条。它具有由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南北两政权同时与西域频繁交往三方面的特点。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王朝结束南北分裂，新兴突厥族占领了西域至里海间广大地区，今青海境吐谷浑也向河西走廊侵扰，中国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间交往受到不少阻碍。但隋与丝绸之路各国民族之间关系，仍愈来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张掖互市，炀帝曾派裴矩专管这方面工作。

裴矩用厚礼吸引他们到内地，使其往来相继。《隋书·西域传》序记载：“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番诸国，至罽宾（今塔什干附近），得玛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经，史国得歌舞教练，狮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跃起来。”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东京洛阳建成，“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冬至，隋炀帝开创中国历史上首次万国来朝，在东京洛阳皇宫紫微城正殿——乾阳殿接受万国朝贺，设九宾之礼。

隋炀帝作《冬至乾阳殿受朝诗》：

“北陆玄冬盛，南至晷漏长。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

至德惭日用，治道愧时康。新邑建嵩岳，双阙临洛阳。

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华净，朱庭皎日光。

缨佩既济济，钟鼓何锽锽。文戟翊高殿，采眊分修廊。

元首乏明哲，股肱贵惟良。舟楫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是为“万国来朝”。隋大业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