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明日去通州运河边上，招募五百名纤夫。招收的条件就和今日一样。另外朕让王承恩从内帑再给你支取八千两白银，做为士兵的安家费和其他花费。”

“林正，你带锦衣卫协助传庭。朕给你们两天时间，两日后五百纤夫要在钓鱼台军营中集合。”

安排完后郭可阳便回宫去了。本打算亲自去通州募兵的，但是有内侍禀报，说新任刑部尚书袁可立已经到京，想觐见皇帝。郭可阳只得安排孙传庭去做募兵之事。

再说这些事自己不可能都亲力亲为，卢象升、孙传庭二人皆要独当一面。

至于这第一批一千名新兵，为何要分两处招募，郭可阳是在早早的提防新军中兵员来源过于单一。

这一千新兵是未来新军的班底，未来新军中的军官肯定要有许多会从这一千人中选拔出来。兵员过于单一对于领导者并非好事，相互制衡是基本的管理艺术。

第一批兵没有招募太多。因为现在也没有训练和管理骨干，招的太多就会训练管理不过来。也没有招募农民，毕竟和散漫的农民相比，矿工和纤夫更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更懂得相互配合，身体素质也强得多。

矿工和纤夫，是郭可阳能想到的，在这个时代最好的兵员了，戚继光的戚家军班底就是招募了大量矿工。

就在郭可阳回宫的时候，李家窑的窑头李文彩竟然出现在了阳武侯薛濂府上。

原来这李文彩的祖上虽然在嘉靖年间便在西山开矿挖煤，且很快成为当地较大的矿主。但是李家数代无人科举得中，虽然有钱但却无权无势，常被地方官欺压，甚至连一些衙役每年下乡征收田赋时都会趁机勒索钱财。

明初，为了保护京城和皇陵的风水，是严禁在西山伐石采煤的。但是随着京师周边森林砍伐殆尽，京师百姓做饭取暖只得选择煤炭，市场需求使得这种禁令无法有效执行。

到明代中叶，北京西山私开煤窑现象已是蔚然成风。嘉靖年间，不得不放松限制，允许在西山采煤。于是勋臣、外戚等京城权贵看到其中财源，便也纷纷在西山投资开矿采煤。

一些无权无势的私人矿主见此便动了歪心思，通过勋贵家管理煤窑的下人牵线，将自家的煤窑投献到勋贵名下，每年向勋贵上缴一定比例的盈利做为敬献。作为回报勋贵则对其家人及产业进行庇护。

李文彩祖上便是投献给勋贵较早的。他家投献给了阳武侯薛家。靠着阳武侯的权势，打击、欺压、兼并其他没有依靠的矿主，很快成为了大峪矿区最大的矿主。

万历三十一年，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税源，派太监王朝负责向西山一带煤窑征收矿税。

为了多征税讨好皇帝，王朝不仅对普通民窑征税，连勋贵名下的煤窑也没放过，要求一并缴税，并且动用军力强行征缴。

在大明，勋贵藩王及士绅经商本就有免税特权。这些人不缴税习惯了，你一个太监现在竟敢向他们收税，如何能忍，这下便捅了马蜂窝。

数家勋贵暗中指使投献自己的矿主，教唆矿工闹事。矿主对矿工收入大肆克扣，又说都是太监王朝盘剥的结果，派人组织矿工及家属，到京城皇宫门前喊冤叫苦。

明神宗命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前去处理，见“长安门外，满路拥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数，呼冤彻天，持揭叩地。”矿工们控诉王朝“拏人绑树，石打箭射，淫奸妇女，席卷家资......不忍听闻。”

万历帝无奈只得命王朝回宫，不再监管税收，才化解了这次闹事。

由此可见西山煤矿主们与京城勋贵的绑定之深，可以说每个较大的煤窑背后都有勋贵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