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地区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能够在土地上劳作，避免了大量农村人口的无序流动。
4.?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活动推动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修建水库、灌溉渠道等，这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农业生产，也为后来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5.?培养农民的集体协作精神：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农民的集体协作精神，有利于组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
6.?积累农业技术经验：在艰难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中的实践探索和技术改进为后来的农业技术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这一时期农业发展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等问题，但总体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业的发展对于社会和经济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20世纪60年代，香港的农业发展相对有限。香港地域狭小，人多地少，农业用地匮乏。
在50年代，大量内地人口涌入香港，使得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香港当时发展农业主要是为了满足一定的本地需求。
然而，随着香港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从60年代开始，香港逐渐从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稻米，从内地购买蔬菜，从南美进口牛肉，从北美进口坚果橙子，从日韩进口乳制品等，其农业自给率逐年下降。
尽管香港的农业规模在逐渐缩小，但内地一直是供港农产品的重要来源。上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始成规模、有机制地向香港供应农产品。其中，1962年开通了自上海、郑州、武汉（长沙）三地始发的编号为751、753、755的“三趟快车”，每日定期、定班、定点载满供港食品农产品，经深圳运抵香港。这一供港制度的形成，大大缩短了内地供港农产品的运输时间，保证了鲜活货物“优质、适量、均衡、应时”地供应港澳。
在供港实施的初期，香港尚没有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食品安全法规也日趋完善。而内地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步放开，供港仍然是一项基本国策，并且要求更加严苛。
总之，60年代的香港农业在本地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越来越依赖外部的农产品供应，而内地在保障香港农产品稳定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 6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逐渐进入停滞阶段。
在 6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结构开始转型，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向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转变。在此期间，农业走向衰落，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不仅继续下降（1969年第一次降至 40%以下），而且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也于 1970年开始下降。耕地废耕现象日趋明显，土地利用走向粗放经营，农作物复种指数下降，传统出口农产品因工资成本上涨逐渐失去海外市场。
农业生产于 1969年出现 50年代中期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农村专业农户减少，专业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从 1970年的 30.2%降为 1980年的 8.9%；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下降，农家所得来自农业净收入的比重从 48.7%降至 26.4%；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 4.1%，其中有 3年为负增长。
而在 60年代之前，台湾农业有过较快的发展。1953年开始，台湾当局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带动农业”的经济发展战略。1953年 1月，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期间，台湾连续实施了四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农业资源、增加农业生产、拓展农产品外销，并向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采取了“肥料换谷”（以化肥配销交换稻谷）、“田赋征实”（以粮食实物上缴农业税）、“随赋收购”（以较低的官定价格，按田赋赋额另外再加征部分稻米）等方式掌握粮源，维持低廉米价。这使得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发展，农业生产产值从 1953年的 103.9亿新台币增至 1968年的 488.8亿新台币，增长 3.7倍；重要谷物稻米产量从 164.2万吨增到 251.8万吨；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 5.5%，土地生产力年平均增长 4.6%。
80年代起，台湾当局对农业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1980年修正公布《农业发展条例》；1982年公布“第二阶段农业改革方案”与“第三期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召开第一次“农业会议”；1983年提出“培养农业八万大军”口号；1984年制订“加速基层建设，增进农民福利方案”，提出发展“精致农业”构想，并实行“稻田转作六年计划方案”；1985年提出“加速农业升级重要措施，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1988年召开第二次“农业会议”；1990年更提出“农业零成长”口号及制订“农业综合调整方案”等。这些方案与措施旨在将农业从注重“量”的发展转向提升“质”，然而，8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虽迅速下降，但农业专业化程度有所提高。
总体而言，台湾农业曾经有过相当成功的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劳动力与市场，奠定了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但 80年代以后，台湾农业发展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与困难，如农村劳动力老化、农地闲置严重、农场面积零碎狭小、粮食生产结构失调、农田污染以及面临贸易自由化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开放的冲击等。面对这些困境，台湾当局大幅调整农业政策，将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环境的改善相结合，试图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包括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动农业生产企业化自动化与科技化、发展森林海洋游乐与休闲农业、培养核心农民以及将部分不具竞争力或污染性的农牧业生产移向海外与祖国大陆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