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民伟得到了李胥丽从骥二郎从傻鬼从其他鬼口中得到的情报之后，就立即调整侦查方向和重心。

徐松青的通话记录，早就被调了出来，此时再看起来就有了一些问题。

“如果是因为归还手机产生了冲突，那嫌疑人和其母亲在案发当日的通话记录，就显得有问题了。”

“在案发当日，法医确定的死亡时间范围及之前，他和他母亲打了七个电话。我认为，是死者和他打的。”

报警人发现尸体的时间相对较晚，所以法医并不能确定精准的死亡时间，只能给出三个小时的区间。

骥二郎提供的情报中，虽然有徐松青打死人之后立即离开现场，并在离开小区之前完成了手机转账，但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暂时不能用来修正死亡时间。

同样的，关于归还手机导致凶杀案这一点，目前也是有待考证的。

所以在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质疑。

“但这几个通话有问题的前提，是我们能够确定嫌疑人当日丢失了手机，并且被死者捡到了。”

“谁家三十二岁的儿子和自己母亲联系这么频繁？”

“常理是这样的，但我们得讲证据啊。”

“骆队说了他有线报可以确定凶手就是徐松青，我们就从这一点来逆推证据嘛。”

“找一找同时间其它通话记录的联系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当时其他人给嫌疑人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是嫌疑人接的。”

“这都几年了啊，谁还记得，而且这很难作为证据，因为没有证据。”

口供是重要的，但涉及到了命案的时候，口供的重要性就远不如凶器，案发现场的脚印、指纹、DNA这些物证。

因为存在着翻供的可能性，特别是这种几年前打的电话，有几个人能记清楚当时说了什么？

考虑到通话人和凶手及其母亲之间的亲近关系，还存在着做伪证的可能性。

“拿着通话记录问一问，也没什么损失。如果有人记得，那就能帮助我们确定线报的真实性。”

“骆大队长的线报，我是相信的，之前的几个案子都破的很利索。”

“那几个案子的线报都有证据啊，这个什么证据都没有啊。”

之前骥二郎办的案子，都是提供了确凿证据的。第一个就不多说了，第二个案件在飘窗里发现了赃物，第三个案件里在车里发现了赃物。

只有这一次，截止到目前可以说都是空口无凭。

所以，此时听到质疑的骆民伟，就有些脑仁疼了。和质疑本身无关，他是喜欢在召开案情讨论会的时候，有更多人提出更多想法和质疑，这有助于破案。

一言堂要不得，毕竟他又不是有阴阳眼的骥二郎。

而且就算是骥二郎，要是碰到了死者没有变成鬼，案发现场也没有看热闹的鬼等情况，在破案方面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或者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骥二郎的‘一言堂’肯定是会被质疑的。

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这样的。

“骆队，你说两句吧。”

被副局长点名，又被其他人目光聚焦的骆民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

他有些后悔过早的说出刚得的线报了，但知情不报这种事情，骥二郎可以干，他不能干。

晚一步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就意味着警力资源的浪费。

命案积案当然是要努力去破的，受害者不应该死不瞑目，凶手不应该逍遥法外。

如果命案现案有太多变成积案，命案积案又始终无法侦破，那基本上等同于是对犯罪者的鼓励和放纵。

但也不能为了破命案积案，而导致其它案件的人手不够用，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所以，骆民伟对骥二郎的需求，以及某些方面的妥协完全可以理解。

“我相信我的线报。”

骆民伟不得不说，也不得不选择相信——嫌疑人的确立就是基于骥二郎的情报，如果他不相信，那就又回到了什么线索都没有的局面，已经做出的努力全都白费。

这话说出来之后，他就像是放下了某种负担一样，开始从自身的专业角度来讨论案情，调整和安排方向。

其他人的质疑还在，却并没有再争辩什么了。

说白了，这就相当于骆民伟选择担责，如果这条侦查方向是错误的，那他的前途就没有了，现在的位置都不一定能保得住。

命案积案压死人的说法，其实不算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