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乏皇权神圣性的加持，以及缺乏贵族政治的拱卫。

皇帝的合法性是缺乏共识认可的，一方面皇权要不断收紧对社会对管治能力，另一方面，皇帝需要找各种名号理由给自己的行为增加说服力。

所以专制体制下，统治者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就是建造奇观，因为奇观能体现自己的丰功伟绩，增加统治的合法性。

同时又由于缺乏制衡力量，行为往往不受阻碍，所以一旦遇到个能力不咋样又喜欢折腾的主，容易玩崩了。

对于官员而言，位置是靠自己努力上来的，而位置是有效期的，又不能遗传给后代。

不趁着在位的时候捞点，实在对不起自己的寒窗苦读，同时又由于自己的位置来源于上面，只要自己的事情做的能让皇帝满意就行了，至于下面的反馈，不重要。

靠着迎合上意捞好处才是正道。

对于民众而言，因为法律的限制，很多人一辈子被限制在土地上，种地交粮是毕生使命，加上农业是看天吃饭的，一辈子也就在温饱间挣扎了。

至于你想干点别的，你得问问你的存粮答不答应，当地的地方官答不答应。

而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奖励位置的筛选异化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因为一方面社会精英都在博取位置（功名）的道路上竞争内卷，没有别的出路。

至于邢承恩想要的发展社会和技术发展，那真的都是奇淫技巧，傻子才专研那玩意。

另一方面即便有体制外的精英发明了啥技术，也会因为朝廷求稳的心态给抛弃掉，得不到传播和发展。

因为我看中的是保住我的位置，你那些改善老百姓生活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停滞不前。

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的情况下，而又由于统治集团缺乏制衡力量，所以社会的财富朝着上层转移是必然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资源财富就会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

能用于生产的资源越来越少，躺在官员仓库的越来越多，至此，社会发展必然走向通缩。

最终就等着某一个事件引爆，然后系统重置。然后周而复始。

专制集权的体制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必然走向通缩的社会模型系统，缺乏外部输血的情况下，自爆只是时间问题。

生产力停滞不前，而又动不动自爆，这样一个极其不稳定的社会，无法形成积累，抹杀了社会多样性的发展可能，更无法产生量变产生质变。

所以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频繁地改朝换代。

秦制的规律是，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机开机，开始总会运行得比较顺畅。

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会出现盛世，然而几代之后，就会腐败混乱，官逼民反，各种危机爆发，导致大一统郡县制王朝经常出现系统崩溃，不得不重新启动。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新的王朝，再次开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同样的历程。

这个游戏我们乐此不疲地玩了两千年，所以留下一套史书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

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加以修补。

皇帝碾碎了一切可以挑战他的力量，将贵族改为技术官僚，将基层百姓改组为原子化的自耕农集团，对农民之外的工商业者实行严格管制。

皇帝制度彻底消灭了贵族制度，贵族全部降格为官僚，其人格尊严与创新意识都远逊于贵族时代，士大夫精神沦落为官僚习气。

官僚集团既然只是皇帝的工具，那么皇帝自然就成为承担最终责任的那个人，开始直面千千万万的平民。

从好的方面讲，皇帝将自己与每一个平民捆绑在一起，也就是我所谓皇权的根基在农民。

但从坏的方面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皇帝接管了最广大的基层，那么就得有治理基层的本事，否则，就会被屌丝的力量反噬。

官僚系统的腐败和低效化就像癌症一样无法医治。

好的监察机制仍在探索阶段，分权制衡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这与皇权日益集中的历史大势又相违背，分权只能在皇权达于鼎盛时才可以，皇权孱弱，则无权可分。

对自耕农经济的过渡依赖扼杀了工商业和社会活力。

皇帝缔造了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虽然他本意是消灭武力和权力上的贵族，但资本上的贵族，知识上的贵族，技术上的贵族也被一并消灭了。

而稳定的农耕经济只需要几代人就达到了帝国所能供养和管理的人口上限。

帝国堕入人口陷阱，成了一个忧心忡忡的皇帝+瞒上欺下的官僚+怒火中烧的屌丝所组成的国家。

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容纳多余人口，一切问题都会在僧多粥少的前提下放大。

天灾和腐败成为导火索，愤怒的流民将直接否认皇帝的合法性，改朝换代，血流成河。

补了两千年都没有修补好，邢承恩自然不想选择皇帝制度，可是共和制度很容易出现独裁者，看看罗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