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国公武士彠遂也跟留在洛阳京里的夫人杨氏交了底，他说。
“夫人所言也是道理，女儿在家也是千金小姐，进宫，却跟伺候人的丫鬟似的。”
而宫里贵人多，万一生出不该有的心思，与人争长论短，反倒被人看低了去。
夫人杨氏的一番担心，应国公武士彠还是听了进去，他说。
“既如此，夫人便留在洛阳吧。”而夫人杨氏点头，便有如夫人上前行礼。
“她爹的马车，闲着也是闲着。”夫人杨氏答长孙皇后，“再说，宫里伴读说起来也是排班，让她在女学里跟着我温故知新也好。”
长孙皇后微微颔首。
先是皇子伴读，便是仿照宫里侍卫，排班。也是，因为是太子的缘故，一开始便是个小朝廷。
到了她嫡长女，长乐公主，便也是如此。她命人取了长乐公主的“伴读表”，一目十行，微微颔首。
“逢三日，进宫。”公主就一人，伴读总不能太多，是跟着皇子一起念书。
夫人杨氏只待了一待，便离开，武士彠因为长女武顺进宫遂也不得不将心思转到自己三个女儿身上：
夫人杨氏因为婚事见晚的缘故，故而对三个女儿的亲事很是上心，这才四五岁，就恨不得“三岁定终身”。
而他，已经年过半百。此番离京，便也顺了夫人杨氏的意思，让夫人杨氏留下来为年幼的次女和三女相看。
当然，送进宫里做公主伴读，平心而论，总是想出个王妃的。而武士彠长女武顺为长乐公主伴读，嫡公主，有的期望总是在的。身为父母，看自己的孩子总是好的。
然后，武士彠送夫人杨氏去了洛阳杨氏女学。
当年，国夫人杨氏非得要这一处官署。说是，秦王李世民不要了，趁着消息还没有传出去，没有人想到这上面，她要了。
怀孕期间的妇人，不可理喻。可都说是个儿子了，武士彠老来得子，杨氏那会儿就算指着天上的月亮说里面有棵桂花树，金桂花银桂花的，武士彠也得设法寻来一截桂花花枝不是。
金桂花，银桂花。
皇帝李世民，见不到。回头，武士彠只得去见了太上皇李渊，适逢“玄武门之变”的非常时期，武士彠咬咬牙，索性跪在宫门外。
皇帝不见他，他就不走。
回头，不明就里又同朝为官的朝臣，都嘉许武士彠是个忠臣，直臣。
实在是不知道个中内情。武士彠也不会明说的。
但，杨氏女学，到底是叫曾经隋朝的第一女寺卿挂牌开了起来。杨氏曾是隋朝鸿胪寺卿，官至从三品上，故而一切参照洛阳国子监里来，做了杨氏荣华学里的女“祭酒”。
就算是自封，也洋洋得意。她还是有个名“杨氏荣华学”的“寺”，请的多是朝官退下来的女夫子，专门教导洛阳京和附近富贵人家的女儿。而她曾是隋朝九寺寺卿之鸿胪寺卿，纵然辞官嫁了人，存着这念头的富贵人家历朝历代都不缺：
考明经，做女官。
而这里是官府衙门地，原本是隋朝时的鸿胪寺，因为唐朝定都长安，长安京里就有鸿胪寺，洛阳又有白马寺。
若论位置，比洛阳国子监、徐家明堂等读书地方还居城中。而武士彠做了大唐开国功臣之后，不忘提携故交许文宝做了刺史。
每每前来洛阳杨氏女学，途径徐家明堂，武士彠总有一份亲切，几许感慨。
这一回，武士彠忍不住在登门徐家明堂时，带着次女武珝。跟她说。
“以前，爹在这里担任夫子，教导出来过几个可堪之才。”
“爹，不是在洛阳‘卖木材’的吗？”
听着次女武珝天真的话，武士彠不由的咳嗽了几声，看向夫人杨氏。
是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杨氏女学的女祭酒国夫人杨氏看来，武士彠那样的夫子，可称“卖木材”。
“人才，得去我杨氏女学里挑。”国夫人杨氏自诩。
接下来，武士彠年幼的两个女儿，次女武珝和第三个女儿武三娘子都将在洛阳杨氏女学里受教。也是国夫人杨氏牵挂洛阳宫里的长女武顺的缘故。
宫里青年才俊是不少。都在陪太子李承乾陪越王李泰读书。
长女武顺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年不足六岁，正值一团稚气，宫里那些公主伴读里她也是年纪小的。国夫人杨氏实在割舍不下。
也有担心。
国夫人杨氏忆及在越王李泰身边的几个伴读，他们以后是走宫廷侍卫谋官。而她长女武顺自然也是要谋个女官才好说亲许嫁。
这是如他们这等人家的儿子女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有机缘就往宫里送的缘由。而长乐公主可是皇帝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嫡长女，纵然长女武顺虚岁才六岁，国夫人杨氏也舍得：
相比一辈子顺遂，这是在宫里陪嫡公主读书。
也是相看她们品性。
国夫人杨氏割舍不下长女武顺，总觉得出宫就赐婚，宫里伴读都是他们家这等出身了。
“还能养在身边几年呢。”国夫人杨氏算给应国公武士彠听，“长乐公主今年都八岁了，十二岁前总得定下亲事。再说，三娘子才两岁，不说序齿，一口牙都不全。”
这么点大的孩子，还在乳母怀里，时年是不好乘坐马车离京，路途迢迢。应国公武士彠只得独自上路，前往利州任利州都督。
与相里氏的一个儿子，还有武士彠家族里的一个侄子，都想着去利州做买卖，遂于洛阳与武士彠一道登船。
杨氏携三个女儿于洛阳码头相送，直到“孤帆远影碧空尽”，而运河里，引自洛河的水滔滔。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在迎娶杨氏之前，武士彟与相里氏先后育有四子，早年武士彟随军在外，其中两个儿子病重夭折，他也没有时间回家照看。
武德年间，武士彟曾以检校右厢担任宫中宿卫，妻子相里氏病重，武士彟又坚守岗位，也不请假探望，结果妻子也去世了。
相里氏去世后，有司官员将武士彟的事迹上奏，太上皇李渊下旨敕曰：“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常言及，遗身狥国，举无与比“，并对武士彟表示，“朕会为爱卿找个好配偶！”于是，便有了赐婚杨氏之事。
正值武德四年。
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逼降洛阳王世充，封天策上将军，于洛阳开府。武士彠便于值此国庆时迎娶杨氏为妻。
弘文馆最初设立于唐朝，初名修文馆，属于门下省。唐代文化繁荣与唐朝皇帝的重文思想有密切关系。
在唐朝的开拓阶段，戎马倥偬之际，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于长安宫城之西设置“文学馆”，招集天下名士，号称“十八学士”，有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名流。
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收卒，刘孝孙补入）、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复命画家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画像，即为《十八学士写真图》，褚亮题赞。
《题阎立本十八学士图》：
“阎公十八学士图，当时妙笔分锱铢。
惜哉名姓不题别，但可以意推形模。
十二匹马一匹驴，五士无马应直庐。
五鞍施狨乃禁从，长孙房杜王魏徒。
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
一人观鹅凭栏立，一人运笔无乃虞。
树下乐工鸣瑟竽，八士环列按四隅。
笑谈散漫若饮彻，盘盂杯勺一物无。
坐中题笔清而癯，似是率更闲论书。
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
三人傍树各相语，一人击带行徐徐。
后有一人丰而胡，独吟芭蕉立踟蹰。
一时登瀛客若是，贞观治效真不诬。
书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脱几百儒。
雄文大笔亦何有，餐钱但日靡公厨。
邦家治乱一无补，正论出口遭非辜。
时危玉石一焚扫，览画思古为嗟吁。”
是为十八学士登瀛洲。
《十八学士写真图》，画家阎立本绘图，褚亮题赞。
“十八学士登瀛洲”首出唐太宗时期。
唐代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有“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之名句。
“瀛洲”，为神话中神仙所居之山名，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仍与仙境联系，表达出了诗人的飘渺，神话般的愿望。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巡行全国各地。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到齐地琅邪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境内）巡游。
当地有个名叫徐巿[fu?]的方士，他得知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便上书说：“在东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和瀛洲，仙人就住在那里。请允许我斋戒沐浴后，带上童男童女去为陛下求访仙人，为您求取长生不老之药。”
秦始皇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命徐巿征调童男童女数千人渡海求仙。
在乘船入海的数年中，徐巿等人借入海求仙之名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却没有找到仙人，更没有得到长生不老之药。
当然，秦始皇也找不到言之凿凿的齐地方士徐巿[fu?]，他们说，“徐巿[fu?]出海，去为皇帝求仙方，长生不老药。”
秦始皇也想一笑置之。毕竟，大量的财物已经花了出去。
偏偏他长子扶苏也上书。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术士，即儒生）”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
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西汉末孔安国（孔子十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同时，秦始皇焚书并未焚烧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
话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也将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东巡。
他自咸阳出发，十一月至云梦；然后，沿江而下，过丹阳，经钱塘，上会稽；途经吴地，沿着海边北上，最后来到琅邪。
深沉辽阔的大海，阻却了这位伟大的皇帝的脚步，却也带给他无尽的遐想。
海天一色，碧蓝如梦。
而海浪声声，从先秦至今，奔腾不息。在琅邪，秦始皇再次见到了方士徐巿[fu?]。
九年前，齐地一群方士告诉秦始皇，海外有神山，山上有仙人和长生不老药，其中就有方士徐巿[fu?]。秦始皇耗费了巨额资金，资助他们出海寻仙山。
过了六年，这群方士不仅无功而返，有些人还私下说秦始皇坏话。于是，秦始皇在咸阳坑杀了那些攻击他的方士。
是为，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焚书坑儒”。
奇怪的是，当方士徐巿[fu?]再次出现在秦始皇的面前，秦始皇并未惩罚他。
方士徐巿[fu?]说道：“海上神山中有仙药，但是海中常有大鲛鱼兴风作浪，我们难以到达神山，所以没有求得仙药。希望皇帝能派遣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我一同去，射死大鲛鱼，就可到达神山，求得药来。”
一番话说得，在情在理，就像是全然发自肺腑。
在秦始皇看来，方士徐巿[fu?]并非得了好处却不做事的人，他必然多次出海探寻，为“大鲛鱼”所苦，所以，才需要一支“善射”的武装力量。
九年，风吹日晒，人都黑瘦。看着像个言语质朴的渔民或者农民，更重要的是，秦始皇不愿意相信，耗费六年甚至于九年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这么欺骗他。
当天夜里，秦始皇梦见自己与“海神”搏斗。
秦始皇做梦梦到和一个人形的海神作战，醒来之后便问占梦博士，博士回答说：“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
海中的恶神会化作大鱼蛟龙，一定要将其除掉，才能迎来好神。
秦始皇求药心切，于是，从军队中挑选射箭能手，让方士徐巿再度带领船队出海，但终究没有寻到仙药。
一说，秦始皇亲自乘船出海，诛杀海中恶神。
船队巡视到荣成山，没有发现水神的踪迹。到了芝罘，终于发现了一条巨鱼，人们将其射杀。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了。
也许是，鲸。《太平御览》中记载：
“鱼死，膏流九顷”。膏，脂肪含量，鱼的肥肉分割出九顷地。
那，是鲸鱼，不是鲨鱼。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早在商朝时期，就出现了鲸鱼骨头。这就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祖先们就已经掌握了猎捕鲸的方法。
更别提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可以摧毁大型目标的巨型弓弩，是可以射杀海里的鲸鱼。
等到了之罘山附近，秦始皇果然看到了一只像山一样大的大鱼。他认为这就是那梦中的海神，愤怒的他亲自使用连弩，将大鱼给射杀在海中。
大鱼死后，秦始皇等人便在海西县登陆，身后自然有人拖着山一样大的大鱼登陆。
海西县及附近百姓哗然且轰动，奔走相告，赶来看他们分割鱼肉。而徐巿则带着众多进献之物，前往传说中的蓬莱仙岛，再也没有回来。
秦始皇在完成了“弑神”的壮举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至死也没能等来仙药。但他坚信，他弑杀了海中恶神，为民除害。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留在历史里的最后回眸是张弓搭箭，于惊涛骇浪的御船船头，一箭弑杀海神。
是为“人皇弑神”的“人定胜天”思想。而始皇帝豪言：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从秦始皇杀“海神”的这一段《史记》记载，至唐时洛阳杨氏女学里女学子们就联想到了秦始皇陵中的“人鱼烛”。据《水经注·渭水下》记载：
秦始皇陵中“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她们于午后清谈时，凑在窗下，或者点燃一盏灯，仔细观察灯油，或者翻阅书舍藏书，逐字逐句地校对。
“人鱼膏的灯烛，就是始于始皇帝最后于之罘山附近，射杀的一只像山一样大的大鱼。”
而这种人鱼烛燃烧时使用的人鱼膏，隋唐时期的学者推断，十有八九便是由秦始皇射杀的大鱼那里而来。
现在的人们发现鲸鱼脂肪的确能够燃烧很久，且无色无味，符合历史文献记载的人鱼膏的特性。
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蜜蜡可能是今日所见蜡烛的雏形。在西方，有一段时期，寺院中都养蜂，用来自制蜜蜡，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认为蜜蜡是处女受胎的象征，所以便把蜜蜡视为纯洁之光，供奉在教堂的祭坛上。
从现存文献看，蜜蜡，在我国产生的时间大致与西方相同，要养的话，大概也是从上林苑等宫里用地向名“寺”的官府学院转移，再至两京的民间。日本是在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从我国传入这种蜡烛的。
蜡烛的普及，于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西京杂记》中记载，汉朝时南越向汉高帝进贡的贡品当中有蜡烛，蜜蜡制作蜡烛工艺和人工饲养蜂蜜因此传入我国。
有说法认为当时在寒食节禁火的时候君王赏赐给侯爵以上的官员、上品官员以蜡烛，说明当时的蜡烛极为稀少。
到了南北朝时期，蜡烛稍微应用得普遍了一些，但也主要是在上层社会，而不是一般的百姓家照明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