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老百姓赋税太重，那我就把税率定到3.3%；

秦朝法律太死太硬，那我就简化软化，粉饰包装一番，大搞以德化民

……诸如此类。

效果有好有坏，时好时坏，比如分封诸侯，前期可以稳定国之根基，后期成了祸害；比如自由经济后期造成比较严重的贫富不均，但是瑕不掩瑜，积极影响完全盖过消极影响，要不然后代文人也不会论及盛世必言文景。

到了刘彻时期，这股反思风潮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有愈演越烈之势。

什么东西到了极端，大概都会背离原始轨道，人长太高会驼背，竹子长太高会弯。反思秦亡这个概念，在刘彻时期，进化成了几乎毫不相干的俩字：崇古。

这是矛盾的结果。

汉承秦制，无论在外围怎么修改美化，核心还是秦始皇那一套，以法治国，以法治民，所谓霸道治国。

这一点谁都明白，高吕文景时代的学者，不否认这一点，反思秦亡就是反思，秦朝好的方面沿用，不好的改进，就是上文刚提到的那些，对秦朝的肯定其实是大过否定的，反思但是不反秦。

这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但是到了刘彻这里，情形就不大对了。

前文说过，刘彻这个人心太大，他要开拓领土，他要打匈奴，他要搞掉所有的诸侯，集权中央，唯我独尊，而且已经付诸实践了，于是问题出现了，这些都是秦始皇干的事情啊。反思秦亡反思了七十年几代人，又回到秦朝了，刘彻能承认自己是第二个秦始皇吗？当然不可能。

不但不能承认，而且要大肆否认，把秦始皇和秦朝打入万劫不复，就如历来的大人物们，发动战争越多，杀人越多，越要标榜自己是为天下苍生，一个道理。所以刘彻要反秦，但是秦朝该反的都已经被他的先辈们反完了，留给刘彻发挥的没剩下什么，总不能反对秦朝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吧，当然不可能，这是帝国的核心。

于是刘彻钻到竹简书堆里，一番尘土飞扬后，刘彻出来了，他找到该反什么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天下文人以古非今，就反这个。秦始皇禁止以古非今，刘彻便大肆更化崇古。

怎么崇古呢？学习周朝？乱死了，不要；商朝？不行不行；夏代？什么东西。再往前就是尧舜禹了，所谓上古唐虞三代（唐尧、虞舜），就它了。

上古这一摊不知道含水量多大的历史，是儒家文人的最大特长，随便找本论语读读，就知道唐虞三代在儒家是什么高度的存在，那简直就是完美旧世界啊。董仲舒就是靠这个，在刘彻第一年的求贤中，横空出世。但是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学者，刘彻没他爷爷刘恒那份夜半虚前席的浪漫跟，刘彻追求实用，即便是虚，也要虚得实用。

所以刘彻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跟尊重汲黯一般，奉为帝王师，但也就仅此而已，董仲舒只是个高级顾问的角色。

刘彻第八年的春天，中原发生一次大灾。黄河由于严重的凌汛，在顿丘决口改道（河南清丰县）。

当年夏季，黄河再次在濮阳县决口（河南濮阳市），洪水泛滥，十六个郡受灾。汲黯和郑当时，奉刘彻令，发动十余万人，抗洪救灾。但是当年的降雨量实在太大，决口堵一次垮一次。

黄河是在南岸决口的，混蛋田蚡当时还在，他有一块地在黄河以北，他怕堵了南岸，再决口冲了北岸，淹了他的地，于是向刘彻施加压力，说黄河决口是天灾，既然堵了这么久还堵不住，看来是老天降灾，我们就不要逆天行事了，附和田蚡的大有人在。

刘彻本来就有了放弃的想法，借田蚡的台阶，放弃黄河大灾不管了，任其泛滥。这个事情刘彻做得很不地道，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

刘彻第九年，发生严重春寒，冻死青苗无数；第十年夏天，又闹虫灾，农作物减产严重。

这些接踵而至的天灾，让刘彻非常无奈，郁闷，彷徨。刘彻在这一年再次发布求贤诏，也许就和天灾有关。他对四方贤良的策问题里，除了比较空泛的，比如“以当今的形势，我们如何才能回到唐虞三代般的美好世界？”一类，还包括一个有关近年天灾的现实问题，当然刘彻没有直接问，而是旁敲侧击，“禹时期发生大水灾，商汤时期发生大旱灾，诸位怎么看？”

公孙弘的对策文，毫无特色，跟刘彻的问题一样空洞，没必要提。但是对于天灾的问题，公孙弘是这么回答的：尧时期遭遇洪水，尧指派禹治水，但是后来禹即位后，并没发生洪水；商汤时期大旱，一定是夏桀的余恶。

也就是说，公孙弘把造成天灾的原因，都推给了上一代，与当前的君主无关。

也许就是这句彼此都知道是胡说八道的话，安慰了刘彻那颗破碎的心。七十岁的老头子公孙弘，得分倒数第一的公孙弘，被刘彻定为本次诸贤良的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