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孤竹氏族以孤竹为图腾，鸟和孤竹都象征男根，图腾意蕴相通。上古人的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商王与孤竹国之间没有这种戒心。有人认为，殷商族来自东北，最初的发祥地在古燕山和玄水一带。揆诸史籍可知，古代所说的燕山山脉自今河北省蓟县东南蜿蜒而东，经今玉田、丰润直达海滨。古玄水(即今青龙河)，为古濡水(即今滦河)支流。

玄水和濡水是自燕山山脉中段横穿而过的唯一大河。对于今冀东地区这段早商的历史应该引起重视和研究。商族居地经常迁徙。夏朝前期，其始祖契的孙子相土率领部众自燕山、玄水一带南下，先后迁至今冀中、鲁西和豫北地区，至商汤后的18世王盘庚才在殷(今河南安阳小屯)地定居下来。孤竹墨胎氏一支没有随相土南迁，仍留居原地。商汤建国封同族同姓的孤竹国君于故旧之地。

其二，姻亲关系。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同姓不婚虽然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但商王室和孤竹国君已超过五服，故二者通婚不受限制。孤竹国与商王室通婚是一种政治行为，二者形成了生死悠关荣辱与共的特殊关系。甲骨文中又有“母竹”字样，说明“妇竹”、“妻竹”等曾经生子，在商王室诸子中有了孤竹家族的血统。这种状况无疑更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

这种亲密关系非殷商分封的其他诸侯国和方国可比。1992年10月，迁安夏官营镇马哨村出土了商代的簋和鼎，制作精美。青铜簋的底部有金文“箕”字，据此推断它是商朝太师、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之物。青铜鼎内壁铭文有金文“卜”字，也是箕子之物。箕子之国在今山西太谷东北。象征主权的铜簋和铜鼎是媵器(陪嫁财产)，由此可知箕子家族曾嫁女与孤竹家族联姻。孤竹君侯攀附箕子这样的商朝重臣联姻，一方面说明他在商朝地位之高，同时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商朝的地位。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簋和鼎是西周初年原商朝贵族箕子义不事周，率殷商五千遗民去朝鲜，途径孤竹之地留下的遗存。果真如此，另当别论。不过，如此象征主权的贵重宝器，为何中途留下而不带走呢？是很费解的。

其三，边境安全的需要。商朝北部多边患，特别是武丁以前。几代商王频繁对北方用兵。商王在北方分封孤竹等同姓诸侯，是由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

卢龙塞是沟通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东北夷狄族须先至今辽西地区，然后经卢龙塞进入燕山之南，侵扰商境。孤竹世居今卢龙这一战略要地，控制了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也就扼制了东北夷狄族的南侵，真正起到了屏卫商王室和镇慑边境的作用。有商一代，孤竹国一直是商朝在北方势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外服)。

1955年5月12日的一个午间，凌源县海岛营子村民唐永兴、张怀仁等六人在一个叫小转山子的坡地上耕地时，无意中在地下翻出一件铜器。这件铜器让他们感到新鲜，于是他们在四周继续挖掘，不料，这一下子竟然挖出16件铜器。

这是解放后辽宁地区首次发现的商周时期铜器窖藏坑，而且多数铜器带有铭文，填补了辽宁地区商末周初历史的空白，意义重大。

进入70年代，喀左、锦州一带青铜器窖藏的相继发现，让人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了辽西地区。

1973年3月6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公社北洞大队第三生产队贫下中农在村南一丘冈上挖石头时，在距地表30厘米深处发现六件排列整齐的青铜器，五罍一瓿，其中包括著名的“父丁孤竹罍”。

同年5月28日，喀左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

父丁孤竹罍铭文

馆在当地笔架山上探掘时，又发现六件青铜器，包括一件饕餮纹方鼎和一件蟠龙纹盖罍。这批铜器相距上次发现铜器的地点才几米远。专家们把两次发现的窖藏坑分别编为北洞一号窖藏与北洞二号窖藏。

1974年12月，喀左平房子公社山湾子村村北枣树台子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共有铜器三十二件，其中带铭文15件。这批铜器的发现距北洞窖藏7公里，距马厂沟窖藏4公里。

在这么小范围内连续出土四批大规模铜器窖藏，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注意。

1979年4月，在辽宁义县北边的稍户营子公社花儿楼大队，靠近医巫闾山的西麓坡地上，出土一批青铜器，共五件。

发现于辽西地区的铜器，大都有中原风格，而从当时东北地区的铜器铸造工艺水平看，还没有达到与中原相同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批铜器都是从中原带过来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何时埋藏的这批铜器？又是谁埋藏的？这些问题，期待考古研究新的发现和解读。

对于前一个问题，似乎还好解释，通过考察，得知铜器的埋藏年代应该是周初，并且延续了一段时间。

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当与此前的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祭祀结构联系起来考虑，认为红山文化与商人起源有关。如此说来，这些窖藏的铜器就应属于埋藏的祭祀物品，这也与文献记载的商人“郊”、“褅”等祭祀方式相合。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批铜器的发现，是表明周初燕文化到达当地的象征。

孤竹国前期是商朝的诸侯国。有自己的职官和军队，是独立性较大的政治实体。君侯承认商王朝的宗主权，并为商王室承担戍边、纳贡等义务。孤竹国君侯又在商朝朝庭任官。经考证，有商一代，孤竹国君共传十一世。第九世君侯竹离大，在商朝先后任贞人和司卜，是掌管占卜和祭祀的官员。由于“殷人尚鬼”，遍祀诸神；无日不卜，无事不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掌管占卜、祭祀和军事的官员属朝廷要职。第十世君侯亚微(伯夷、叔齐之父)、第十一世君侯亚凭，在商朝朝廷先后担任过亚卿，是卿史一类官职。地位也很高，名冠“亚”字以示尊荣。

孤竹国在殷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发展加快。到商朝中晚期进入奴隶制社会，具有国家的规模。孤竹国的经济比较发达，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可观，卢龙县曾出土相当于商代晚期成组的青铜器鼎、簋、弓形器和金臂钏；多数造型庄重典雅，饰纹繁缛精美。还有大量夹红褐陶器。迁安、滦县也出土了晚商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畜牧业发展水平也很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距虚(驴骡之属)大量饲养，是孤竹国的特产。《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所谓“四荒”，古代人认为是“言声教不及，无礼义文章”的“四方昏荒之国”。这种看法值得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就孤竹国与商朝的各种关系，经济结构及生产发展水平、名号文化、通行的文字和语言及政治、生活习俗，以及伯夷、叔齐事迹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来看，与当时中原地区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诸侯国，同时具有较巩固的经济基础。孤竹国至晚在商朝晚期大体完成了孟子所说的“用夏变夷”的过程。

虽然就下层民众的华夏化而言不及孤竹国的上层华夏化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行下效，民众的华夏化随之加深，夷狄文化虽有所保留，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于是孤竹国人大体完成了华夏化进程，而成为华夏共同体的一部分。

西周时期，对孤竹国采取既怀柔又防范的政策。周王继续分封孤竹国成为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其内部结构没有触动，君侯的地位保留。同时，周王分封同姓诸侯国燕国，镇守北方，监督孤竹国等原商族势力，抑制山戎、东胡等部族，共同拱卫周朝。

在商朝时，孤竹国君为墨胎氏，商亡后“以国为氏”，称“孤竹氏”，或省称为“竹氏”。后来孤竹国为逐渐强大的山戎所逼，国势日益衰落。至春秋时期，孤竹国地被山戎占领，成为山戎“与国”，即山戎的盟国和附属国。

孤竹国传国近千年，在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北方的滦河和黄河、长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孤竹族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开发了滦河下游地区。孤竹族人善于开发土地，进行垦殖，把野生植物改造为农作物，栽培大豆、冬葱成功，传布天下。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化和青铜手工业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表现了开拓进取和刚健自强的民族精神。

2．滦河下游地区是南方农耕文化和北方牧猎文化的结合地带，孤竹国促进了两种生产方式的交融。

3．这里是夷夏各族杂居之处，孤竹国最早接受中原地区殷商文化，历经千年，促进了夷狄族的华夏化和各族的融合。

4．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燕山南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熔炉。因此，孤竹文化的特点是：多元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源远流长。战国时期燕国和秦汉以后，在这里有移民、驻军、设郡县、修长城等，与孤竹人的华夏化及其对这里的开发密切相关。其后，这种类型的文化不断影响南下到这里的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和满族等族，对其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孤竹国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是商朝的北部屏障，维护了商朝北疆的安定，为商朝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孤竹国的建立标志着今冀东地区文明史的开端。西周、春秋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冀东地区的文明程度。孤竹国立国近千年，是我国历史上存续时间较长的诸侯国之一。

4．孤竹国产生了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伟大爱国者和廉让节义的楷模，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精神，构成了燕赵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精神内涵。孤竹先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5．伯夷、叔齐那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节操，可与晚商“三仁”即箕子、比干、微子媲美。以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