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吃一顿面食，母亲更愿意蒸馒头，很少烙饼，因为费油。她过日子，斤是斤，两是两的。

她烙过两次饼，不舍得放油，只用刷子粘着油，把锅面涂上薄薄的一层。

“再放点儿，再放点儿”，我父亲坐在灶台前添着火，抻着脖子往锅里瞅，让她多放点油。

她总是回应说：“够了，够了，放那些油干啥”

烙饼过程中，母亲也怕糊了，她就一手端着水瓢，用高粱头做成的刷子往饼上涂水。

一锅白面饼烙熟之后，它们还是白色的，像是一点油星没粘上，这可能是我母亲的独门绝技了。

没过两天，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家前院的叔叔婶子，他们又去了乡里卫生院了。

这一次来，我母亲的心里，跟上一次来的感觉就不同了。上一次来，是打探，这一次真要挨刀了。她心里七上八下的。

刚走进卫生院的大门，我母亲就感觉后背有凉风了。

她们在卫生院里等着拿检查报告。

恰巧隔壁房间就有人在做绝育手术。听声音好像是一个人刚完成手术，她哼哼呀呀的呻吟声传过来。

母亲跟我力婶儿好奇地去隔壁房间偷看。

她们扒着窗户，看见一个妇女皱眉咧嘴地从手术间走出来，又一个妇女哆哆嗦嗦地走进了手术间。

紧接着就传出来鬼哭狼嚎的声音。

农村妇女，都没怎么见过世面，什么也不懂。有的妇女并不是被手术痛到嚎啕，她们是被吓得尖叫。

“不行，我得回去！”

我母亲心里突突地跳起来，站起身扭头就走，逃命似地离开了。

“我可不挨那一刀，别说罚二百，罚四百我也给！”

在回家的路上，她跟我父亲说。

“我听见那个媳妇叫得，哎妈呀，像杀猪一样，快吓死我了！”

这一年，我母亲并没有做节育。

因为卫生院出的化验单显示——她又怀孕了。

我父亲到村委打听了一下，这一胎要是生下来，一张二千四百元的罚款单，就又糊在他背上了。

这个孩子让他很期待，也有了压力。

“万一是个儿子呢”我父亲想着，心里又欢喜起来：

“罚吧，罚多少都行！”

力婶儿当天就做了手术，在乡卫生院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回家了。

我母亲去看她的时候，我和妹妹也跟着去了。

他们家在我家的前院，是两间土房。屋门上挂着一个陈旧的牌子，写着四个字：光荣之家。

一进门就是厨房，我叔坐在小板凳上用砂石在磨剪子。我们进了西屋，那是他们的卧室，有南北两铺大炕。

力婶儿躺在南炕的炕头上，被子盖住了半张脸。麻药劲已经过了，她疼得哼哼呀呀地，时不时叫唤两声。

“可疼了吧？”

我母亲看着她，拧着眉咧着嘴地问。

“嫂子，可不是一般的疼啊，比生孩子都疼。生孩子疼，那是一阵儿，这疼起来没完哪！”

力婶儿哼呀着说：“倒是没花钱，没花钱得遭这罪啊！有时候疼得脑门上都一层汗”

她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养段时间就好了，手术就是得靠养”，我母亲安慰她：“谁让咱这辈子投胎做了女人呢，就是遭罪的命”。

我四爷爷坐在北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锅。

他是力婶儿的公公。

四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他是一个老兵。在他的一条腿里，还卡着一颗子弹。

走起路来，那条腿也不敢用力。

那颗子弹不伤及性命，取出来还要花钱，索性就不取了。我的四奶奶早早过世了，四爷爷跟儿孙一同生活。

三代人住一间屋子，他跟大孙子睡在北炕，我叔婶带小敏小霜两个女儿住南炕。南北炕之间，拉着一个布帘子。

一家人睡在一间屋子里，中间只拉着一个帘子。

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尬尴到家了。可是没办法，生活条件就是那样的。

我带着妹妹，加上婶子家两个妹妹，五个孩子在屋子里，唧唧咕咕地嬉闹。

我母亲冲着我们说：“你们去咱家院子里玩，别在这吵你婶子”。我们五个就一同出去了。

玩了一会手推车，又跑去婶子家的柳树上折了丫枝。

我把柳枝上的绿树皮拧松，再把白色的细杆从里边抽出来，分给她们。

白色的柳枝杆上带着似甜似苦的汁水，我们用嘴含着，撸串一样，从枝头吸到枝尾。

撸下来的柳枝皮，可以用来做哨子。这是我堂哥柳峰教我的。但是我还做不好，吹不出声响。

我就找力叔给做了几个长长短短的哨子。

我们人手二个哨子，鼓着腮帮子吹，换着哨子吹。长哨子声音沉闷，短哨子声音清脆，各不相同。

我们边吹边扭着腰，玩得甚是尽兴。

小敏说：“二姐，你的鞋破了”。

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鞋，它还是柳娟去年传给我的，布的鞋面，在大脚趾的地方磨破了。

我弯下腰用手指去摸了一下，只听柳洁在身后哎呀一声说：

“我的哨子掉了一个”

我弯着腰，从胯下看她。我发现，人弯着腰从跨下看到的场景是倒过来的，这让我新奇不已。

我就那么一直弯着腰，看倒着的树，倒着的房子，又转了个方向，看另一边倒着的妹妹们。

“你们快点儿像我这样看”，我喊着她们四个。

于是，五个孩子，都撅着屁股，在跨下看风景。时间久了，一直起腰，头有点晕

“不行”

柳莹晕乎乎地说：“我好像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