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生活里唯一有些棱角，可烙印在记忆里的，似乎只有刻苦学习这件事——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来战胜我对数学的恐惧，以确保自己不被挤入普通班。因为，对于每一个想要考入名牌大学，借名牌效应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步入社会后的一席立足之地的学子来说，首先挤入快班，也就是尖子班，似乎才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尤其对于家境一般，没有什么背景的学生来说，更需要“尖子班”这块似乎具有区别学习能力和身份意义的牌子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或者表明自己至少是块铁而不是泥，可以在“尖子班”这个练钢炉里锻造成钢，以获取更多被名牌大学录取的可能性。

新的一个学年开始了，幸运的是，我仍然留在快班，只是这个时候的快班有了文理之别。我或许是带着一种逃避的心理选择了文科的，因为我始终以为自己并没有克服对数学的恐惧——就算偶尔只丢个一两分，我也不敢给自己足够的信心。但是，我选择文科的原因，也并非完全归结于逃避的心理。一方面，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的话是我择文的诱因之一。她说高中数学不同于小学、初中。很多高中生对数学是“讲时全知道，考时全垮掉”；文科数学比理科数学容易，文科生只要数学好，就能和其他同学拉开距离。当然，我不敢说我能凭借数学来拉开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距离，所以有了我择文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我的兴趣倾向于文史而非数理。我以为自己的兴趣在文史，自己的体内融入了文史，更确切地说，是文学的鲜活细胞，只要找到合适的环境，它们便会分裂开来。我在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毅然选择了文科，进入了快班，也站到了我所认为的公平的位置上——我进入了“春晖生”的行列。

这个时候，教室里坐满了不少新同学，也有个别是已经同窗一年的。新的班级的组建，面临的问题首先是选举班委，至于怎么选，我想和去年的大相径庭，因为班主任仍然是张小芳，唯一有改变的，是掺进了新的同学，换了间教室。不管怎样，我是没想过自己竟会有机会进入候选班委的提名之列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思想，似乎已经被灌输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我尽可以照本宣科，只要沿着书本上的知识，大可两耳不闻窗外事地向着高考的大门进发，就像生长在夹缝中的嫩芽，沿着缝隙向着针孔般大小的一抹蓝天勇敢地、奋力地，然而也畸形地生长着。我意识到这种夹缝中求生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似乎不允许其他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来分散我的精力，包括在班委的行列里挂个名。然而，事情如我推测的那样，只不过张小芳在形式的本质之外加了些表象，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一看就知道：我可以不情愿，但必须服从。由此，我一经提名，就顺利通过，在班委的行列里挂了个名。

“嗨，玉鸿，过来，过来这里！”我肩上挎着书包，走进教室里的时候，看到前几排齐刷刷地坐满了人——全是女生，其中有几个我熟识的。我便收回目光，向教室后方走去，并没有注意到陈楚雄。听到他唤我的声音，我才将视线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投去，看到他右手拍着桌子：“这儿没人。”

我调转了方向，从椅子和桌子之间挤过去。到了他旁边的那个座位后，我一边把书包推进书桌里，一边向他开玩笑道：“你也报了文科，是想成为‘国宝’呢，还是另有隐情？”

文科“阴盛阳衰”的现象很普遍，男女比率接近于1:3，男生因此成了稀有之物，在文科班里被称为“国宝”。然而，我刚踏进教室的时候，看到的那幅阵容，也并非就让我感觉自己是国宝，倒像是只飞进了万花丛中的蜜蜂。

我以为陈楚雄又要语出惊人，没想到他却淡淡地说：“什么隐情，还不是为了能坐在这里。”说着，他又像谈到重大机密似的凑到我耳边道：“听说理科那边要650分才能进快班，我要是报了理科，没准进不了快班。”

我的话像个从水底冒出的气泡，到了水面立刻爆破了一样，看到张小芳进来的瞬间又被吞了回去。她走到讲座前坐下。看此情形，一年前那个高高瘦瘦的张小芳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它又立刻随着门口那一抹倩影的出现，消失得毫无踪影了。

“哎，看，看那，她——她不是你说的那个叫袁兰兰的女生吗？”陈楚雄对我耳语着，视线却在随着她移动。此时，汪鸿等几个同学也进了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