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平日里就喜欢听好话，听到周青臣的奉承话后，他感到更加高兴和满意。但就在这时，博士淳于越，一个原本来自齐国后来成为秦朝臣子的人，却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这和谐的氛围。淳于越直言不讳地说：
“我听说殷商和周朝之所以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短的几百年，长的甚至上千年，都是因为他们在开国之后，广泛地分封子弟和功臣，让他们成为国家的支柱和辅助力量。然而现在，陛下您已经统一了天下，但您的子弟却只是普通百姓，如果他们将来遇到像田常那样的权臣想要作乱，那该怎么办呢？我淳于越因为是齐国人，所以对田常的故事比较了解。如果没有亲近的宗室和大臣来辅佐和保护，那国家在遇到危机时又能依靠谁呢？总之，如果不以历史为鉴，不学习古人的智慧，国家的未来是很难持久的。而周青臣只知道一味地奉承陛下，这反而可能加重陛下的错误，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是忠臣呢？请陛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秦始皇听到淳于越的谏言后，原本愉悦的心情顿时转为愤怒，但他还是强忍着没有立即发作。他转而向在场的群臣广泛征询意见，希望了解大家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利弊分析。这时，一位大臣挺身而出，他愤怒地站起身，大声向秦始皇进言：
“陛下，历史上的五帝治理方式各不相同，三王之间也没有沿袭前人的成规，这说明治理国家的道理是灵活多变的，关键在于能够顺应时代的变迁。如今，陛下您亲手开创了伟大的基业，正在为后世子孙制定万世之法，这样的远见卓识，岂是那些浅薄的儒生所能理解和知晓的！而且，淳于越所说的三代故事，虽然有其历史背景，但那些都已经过去了，不再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治国典范。当时诸侯纷争，游学之风盛行，导致百姓思想混乱，异议四起。但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百姓们应该安心于自己的本分，各自勤勉于自己的职业。农民应该努力耕种，工匠应该专心制作，士人则更应该学习法令，自觉遵守规则。然而，这些儒生们却不去思考如何适应现实，反而一味地想要模仿古代，对当今的朝政指手画脚，非议不断，甚至迷惑百姓，制造混乱。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我恳请陛下不要被他们的言论所迷惑，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继续推进您的伟大事业，不要让这些愚昧的儒生影响了您的决策！”
秦始皇听完这位大臣的发言后，心情大好，又多喝了几杯酒，直到连饮三大杯后才下令宴会结束。各位读者可能好奇，这位最后发言的大臣究竟是谁呢？他就是李斯，此时已经由廷尉一职升任为丞相。李斯是当初主张设立郡县制度、废除分封制的主要人物，他得到了秦始皇的充分信任，并坚决推行了这一重大改革。经过六七年的时间，新制度运行平稳，并未显露出什么明显的弊端。然而，偏偏淳于越站出来反对，想要推翻已经稳定下来的局面，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且无法接受！因此，李斯对淳于越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驳斥，丝毫不肯让步。
宴会结束后，李斯回到家中，但心中的不满和愤怒仍未平息。他担心还会有人像淳于越那样出来阻挠改革，于是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他连夜起草了几条严厉的法令，并请求秦始皇颁布实施，希望能够借此堵住那些多嘴多舌之人的口。李斯迅速完成了奏章的撰写和整理工作，并在第二天一早入朝时将其呈交给了秦始皇。奏章中说道：
“古时候，天下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没有谁能统一它，因此诸侯纷纷崛起。他们常常用古代的事情来非议当今的政策，用虚假的言辞来扰乱真相。每个人都推崇自己私下所学的学问，并以此来反对陛下所建立的制度。现在陛下已经统一天下，明辨是非，确立了唯一的权威和尊崇的地位。然而，仍有一些人私下里学习并传授非法的教义，每当陛下颁布新令，他们就各自用自己的学说去评议，表面上遵从，内心却不服，走出朝堂就在街巷中议论纷纷。他们夸大其词以博取名声，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高明，还带领众人一起制造诽谤。如果这种行为不加以禁止，陛下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而私下的结党营私就会盛行。因此，我认为禁止这类行为是十分必要的！我请求陛下下令：除了秦国自己的史书之外，其他的史书都应焚烧掉；对于那些不是博士官职责范围内的书籍，如《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如果天下有人胆敢私自藏匿，应全部送到当地守尉那里，与守尉一起监督烧毁。如果有人胆敢聚在一起谈论《诗经》、《尚书》等禁书，就处以弃市的极刑；如果有人用古代的事情来非议当今的政策，就灭其全族；官吏如果知道这些情况而不举报的，与犯人同罪。命令下达后，如果三十天内还有人没有焚烧禁书，就处以黥刑并罚作筑城的劳役。（这里的“黥刑”就是在脸上刺字并涂上墨色，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也称为墨刑；“城旦”则是发配到边疆筑城的劳役，每天清晨都要劳作，是秦朝规定的一种为期四年的刑罚。）不过，有些书籍是不用烧的，比如医药、占卜、种树之类的书籍，这些对百姓生活有益的知识应当保留。如果有人想学法令，就拜官吏为师。这样一来，那些荒诞的言论就会平息，人心就会统一，天下就能长久安定，陛下的美名也将永远流传。我冒死将这些建议呈报给陛下，请陛下圣裁。”
这篇奏章被呈送给秦始皇后，他亲自审阅并亲手写下了一个“可”字，表示同意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后，李斯立刻遵照皇帝的命令，向全国发出了号令。他首先从咸阳城开始，命令手下人仔细搜查所有的书籍，一旦发现《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就立即全部烧毁。随后，这个命令被传达到了各个郡县，要求他们按照咸阳的做法，一一执行。官吏们因为害怕秦始皇的威严，而百姓们又因为害怕官吏的严苛，所以没有人敢为了保留几部古书而冒险触犯法律。他们纷纷主动将家中的书籍交出，任由这些珍贵的文献被一一烧毁。然而，在曲阜县的孔子家庙里，孔子的后代们却秘密地将数十部藏书藏在了墙壁的夹层之中，这样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幸免于难，被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在那些偏远、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或许还零星地藏着几册未被焚毁的书籍，但这些书籍就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难以找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皇宫中所藏的书籍却依然存在，并未被毁去。直到后来咸阳宫也遭遇了一场大火，被烧得干干净净，那些珍贵的文献和遗产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惋惜的怪事！这一切的背后，无非是一种愚民政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