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贤淑，定国公府二百余载之积淀，自是不会差池，较之史上有名的张皇后，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千金之躯，自幼熏陶，门第之见，古来有之，其理甚明。

国公千金，自不会任由乳母僭越，尊卑有序，自幼根植于心。

娶妻当求贤，纳妾则重色。民间选秀以求后位，实乃不切实际之念。

皇宫内外，暗藏玄机，皇后之位，非功勋贵女莫属，方能稳固朝纲，平衡势力。

皇后立于勋贵之侧，方能使勋贵无惧文官，勇于争锋。

大明勋贵虽已式微，然在京营之中尚能有所作为，未至如宋时，军权尽归兵部与枢密院之手，此亦非易也。

孙如游，诚乃天启慧眼识珠，亲擢入阁之英才。

然天不遂人愿，终未能抵御重压，以非廷推之选，遭言官激烈弹劾，憾然辞官，尽显官场浮沉之态。

其虽非抗压之栋梁，却能力挽狂澜，行事果决。

帝令从速，则雷霆万钧，大婚吉日遂定于三月初十，甲寅良辰。

钦天监妙算，礼部嘉许，朱由校与徐婉儿，宛若天作之合，被誉为大明福泽绵长、子孙繁昌之兆。

此议一出，满朝勋贵及毕自言辈皆赞不绝口，唯唯诺诺，而异议之声，则悄然匿迹，不敢稍露锋芒。

京城之内，锦衣卫闲暇之余，竟以抓捕流民为乐，遣之挖矿，真乃怪象丛生。

西苑之中，朱由校正忙于拆建，闻此佳期，戏言：“继续吹嘘，无妨。”

此拆建之举，实因西苑构造所限，北海、中海、南海，虽景致宜人，然空间逼仄，加之皇上亲水而不溺，故皆非所宜。

最终，万寿宫（即未来之大光明殿）脱颖而出，得益于嘉靖先祖之遗泽，于紫禁城外筑此宏伟道观。

拆旧建新，只为校场广袤，以供皇帝阅兵之需。

婚事既定，朝堂暂得安宁，朱由校得以闲暇，与袁世振、毕自言共谋大明财政之弊。

优免之制，始于洪武，初为吏员之灰色福利，渐及官员，终至士子，然始终缺乏明文规制。

弘治年间，文官势盛，国库空虚，优免制度始得正式确立，然此一举，实乃大明税基受损之滥觞。

言及此，朱由校笑看二臣，忽问户部所报人口之数。

袁世振略一沉吟，答以五千一百六十万。

皇帝轻叹，递上一纸，言其估算大明人口应有两万万之众。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毕、袁二人更是瞠目结舌，难以置信。

皇帝以盐税为据，条分缕析，其逻辑严密，令人信服。

二人接过算盘，一番细算之下，心中骇然，大明隐匿人口之众，竟至如此地步，徭役之轻，亦由此可见一斑。

朱由校之言，如拨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大明之治，或可由此而兴，亦未可知。

受限于固有的思维桎梏，盐与人口这两大元素，长久以来宛如平行线，未曾交织。

直至皇帝亲掌算筹，洞若观火，一瞬间，迷雾散去，显露出一桩惊世骇俗之秘。

“日食六钱盐，实为奢靡之谈。”

毕自言轻拂长髯，借昔日陕地为官之亲历，娓娓道来：“山西解盐渡黄之艰，致陕地盐贵如金，百姓惜盐如命。除田间耕耘者外，家中妇人多以清淡为食，盐之用量，实为寥寥。”

言及此，他心中盘算，喃喃自语：“若以日五钱计，大明之境，盐需几何？”

袁世振闻言，略一沉吟，给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估量：“人口之数，恐已逾三万万之众。”

二人目光交汇，心中皆是一震。

朱由校见状，悠然架起双腿于龙案之上，缓缓道出历史尘封的秘密：“洪武年间，胡案之后，宰相之制废弛。次年清查，人口仅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万历之时，张居正力推改革，再查人口，增至六千零六十九万。两百年间，增额不过沧海一粟，八十七万而已。”

“而近四十年，户部所报，人口骤减九百万余，令人咋舌。试问，万历年间五次边疆征伐，岂能一举损耗百八十万子民？”

言毕，他目光如炬，直击问题核心：“此中深意，不言而喻——大明以五千一百六十万之丁口，肩扛两万万臣民之重担。更有亿万四千之众，游离于赋税之外，却仍受朝廷管辖，此乃何等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