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贵州土司残暴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世长其土世有其民”，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对被统治者们的剥削与滥杀。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到清前期，贵州土司只是虚有其名，不再掌握政治权利，其消亡已是历史的必然。

贵州土司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个代表，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在明清时期不断交融，形成今天丰富多彩的黔地文化。土司制度的出现是贵州文化不断“内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明清两代在贵州实行土司制度，“以夷制夷”，同时要求贵州土司遵从中央政令，兴办学校教育，以儒学教化之，使得贵州文化逐渐从少数民族文化向汉文化靠拢，改变了贵州贫瘠的文化面貌和落后的生活习俗习惯。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万历皇帝派兵征讨，这就是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役”。

播州地处贵州、四川、湖南之间，山高地险，从唐末开始，它就一直处于杨氏家族的实际控制下，明朝受封播州宣慰司使。

杨应龙被平定后，朝廷没有在当地再设立土司，而是将播州土地拆解成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别划归四川和贵州管辖，延续700多年的杨氏土司势力就此宣告灭亡。

二十一年后——天启元年（1621年）。

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宣慰司安位的叔父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这就是“奢安之乱”。

与140多天就被平定的播州之乱相比，奢安之乱从天启元年开始，直到崇祯十年才被彻底平定，前后持续了17年，其中大规模交战的时间将近9年，持续时间远超播州之役。

播州杨氏，虽然号称“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但在悍然发动叛乱后，仅仅维持了两年，真正交战的时间更短。

作为西南众土司里实力最强的一股势力，杨应龙的速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孤立无援。

他起兵后，周边土司没有和他一起参与叛乱，反而响应明朝征调，派出土兵一起参战，孤立无援的杨应龙无法抵挡。

到了奢安之乱，明显可以看出奢氏和安氏两土司在战略上的改变。他们使用了能使用的各种手段，不顾一切拉拢其他土司一起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