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安石性格类似，苏轼也是具有鲜明个性，绝不妥协之人。

因为看到变法的种种弊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

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等人观点基本与苏轼相同。

这些人被冠以”旧党“。

王安石提拔起来的改革派，如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党"，则坚持与旧党抗衡。

即使王安石辞职了，但这种新旧之争，仍然前后持续了数十年。

其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

并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

但是，这种斗争发展下去，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对立。

比如新党把持朝廷大权时，自然就打击迫害旧党人士。

作为当时名声最大的反对者——文坛领袖苏轼，自然引起了新党的极大注意。

原本具有”宰相之才“的苏轼，因反对变法一直被贬。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

他到任后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丞奏皇上。

苏轼有点过于大胆了，通篇多为牢骚之词，特别是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句话就是说自己难以适应改革新政，自然触犯了掌握朝政大权的新党们。

于是，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

他们认为苏轼攻击朝政反对新法，“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也就是对皇上不忠。

神宗批示后，台吏皇甫僎率人急驰湖州逮捕苏轼。

反对党的目的是将苏轼置于死地。

但是，宰相吴充、太皇太后曹氏等人极力为苏轼说情。

作为新党之前的领袖，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于是，苏轼终于获得赦免，发配到黄州。

终身被贬，与王安石握手言和。

此后苏轼就被一贬再贬。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但是人格高尚的他，每到一地都乐观生活，同时写出了更多流传后世的佳作。

苏轼的人生，为我们做出了高尚人格的表率，受到后世千千万万人们的敬仰。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与曾经的“政敌”王安石握手言欢。

王安石在苏轼面临生死关头时，能为这个“政敌”说话，说明他也是个人格高尚者。

根据《宋史》记载，苏轼路过金陵，去见早已赋闲在家的王安石。

苏轼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你没有一句话去补救吗？

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么敢说？

苏轼说：皇上待你不是通常礼节，你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

王安石笑着说：话出在我王安石的口，怎么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

他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

苏轼听了开玩笑道：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王安石笑而不答。

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个往日宿敌，宋朝精英，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

他们两人交换着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