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到1977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而我们这些中学生的生活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似乎处于一种无人关心和管理的状态。学校老师忙于政治学习，家长也忙于政治学习，回家都很晚，这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混乱。

我们班男同学在四年级时的表现就更糟糕了。打架、课堂上吸烟、甚至辱骂老师的事情时有发生。我的好朋友群，因为总是和同学打架，他大姐给他转学到她担任老师的汽车厂子弟中学了。班长宁也选飞行员入伍了，一些家长有能力了也纷纷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入伍当兵了，有男生也有女生。其目的一是没有时间管教怕混社会学坏，二是可以不下乡部队锻炼两年转业回来可以安排工作。

那时我们同学也都是十七八岁了，男生女生都有和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年混在一起的。总之班级教室里上课时，应该不到一半同学还能认真听课，不过课堂上老师根本管理不了胡闹的那些同学，经常是课上到一半老师气的摔门走了。

这时我们的教室已经轮换到了操场北侧的平房，一排六个班。教室里的桌椅都是木质的，有些已经破旧不堪，桌面上刻满了学生们的涂鸦和字迹。

教室里南北六扇窗户光线很好，窗户上的玻璃有些已经破碎，用报纸糊着。墙上挂着一些革命标语和毛主席的画像，但都已经褪色。黑板上写着一些模糊的字迹，是上一节课老师留下的。教室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和烟草的味道，让人感到一种压抑和不安。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可教育和社会还没有走入正轨。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青年总是在学校周围游荡，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留着长发，抽着烟，给人一种叛逆和不羁的感觉。他们经常会来学校和我们的一些同学混在一起，带他们去看电影、跳舞、喝酒，甚至参与一些非法活动。

我们这些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叛逆期，对于家长和老师的管教感到厌烦和反抗。我们渴望自由，渴望冒险，渴望证明自己。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这种渴望往往被一些不良青年所利用，带个别同学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在那个时期，我感到一种深深的迷茫和困惑。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看着周围的同学们，他们有的选择了入伍，有的选择了转学，有的选择了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和无助。

我试图通过阅读课外书来寻找答案，但书中的世界和现实的差距让我感到更加困惑。我试图通过和朋友、同学的玩耍来逃避现实，但这种逃避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在那个时期，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和不安。我害怕自己会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害怕自己会迷失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我渴望有人能够指引我，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似乎没有人能够给我答案。

1976年到1977年上半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这些中学生，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许多的困惑和迷茫。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找自己的道路，但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的故事，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的复杂和多变。

到了四年级快结束时，接管班主任蒋老师的一年多的李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了，可能是被气的不干了。学校又派个男老师来做班主任，他来的第一天就表态要和同学一起努力把班级带好。可是第二天就说什么也不来了，呵呵。面对我这样的班级，学校再也派不出老师来做班主任了。没有任何老师同意来我们班的，甚至有的课任老师也不来给我班上课了。没有办法，学校决定解散我们班，把同学分配到其它五个班。

本来分配是先按自愿选择，我想去二班，因为二班同学学习比较好，而且我和他们班的一些学习好的同学平时一起玩的时候多，他们班长也是我的邻居小文，我们经常一起打篮球、游泳等。可是他们班主任曹老师不同意要我，只是因为一次语文课她讲解成语“道听途说”时，我对她按书本的讲解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些钻空子，让她下不来台了，她认为我爱胡闹。四班班主任孔老师对我说让我去他们班，他认为我学习好，可是我们两个班一直是邻居，我对他们班的同学印象不好，何况我要去二班没有成，让我不想在这个学校读书了。回家后把学校的事情都和父母说了，爸爸也同意了我的想法，就给我联系了他的中学同学，八中的刘老师给我办理了转学。八中一直是南关区的好学校。

我们五班同学在都安排好了去向后，去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请了蒋老师、李老师。这也是我中学时代的唯一的同学集体照。其实我班对外还是很团结的。

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照相馆的窗户，洒在了我们五班同学的脸上。我们站成几排，蒋老师和李老师坐在前排中间，我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尽管这微笑背后隐藏着不舍和忧伤。摄影师调整着镜头，让我们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直到我们的肩膀紧紧地靠在一起。

拍完照后，我们回到了学校。教室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在收拾书包，有的在聊天，有的在默默地看着窗外。教室里的气氛异常沉重，仿佛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