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为准备第五次战役耗时数月之久，战役发起时投入了第二番参战部队全部3个兵团的生力军，还有第一番部队2个军及人民军3个军团助战，一线兵力空前雄厚，但第一阶段作战打了7天就停了下来，没有达成预定的歼敌目标。这样一个结果，无论是志愿军总部，还是各参战部队，都是不满意的。

当联合国军撤离后，整个战线向东转移，而东部的防御则由南朝鲜部队负责。

志愿军面临一个问题：停止进攻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最主要的，已经有情报显示，美军已经准备开始全线反击。在粮食和弹药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如果志愿军选择固守防御，将难以抵挡美军的猛烈炮火，这正是第四次战役中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仓促撤退？更是下策。

数十万人马的撤离，如果没有充分准备，极易酿成大祸。志愿军司令部经过商议，决定绝不能让美军从容反击，必须将主力从西线调往东线发起进攻。至于选择东线的理由，其实并不复杂，因为驻扎在那里的主要是战斗力较弱的韩军。

志愿军总部从局势中敏锐地发现了机会：既然第一阶段的作战未能顺利在西线啃下美英军这块“硬骨头”，不妨在第二阶段改变战略，把主攻方向转向东线，针对实力较弱的韩军下手。只要能大量歼灭韩军的有生力量，美军也将陷入孤立，力量削弱，从而为决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具体思路是，让十九兵团继续在西线牵制美军主力，同时三兵团和九兵团悄然转移至东线，集中力量进攻韩军第三军团和美军第二师。

在志愿军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之际，“联合国军”仍在进行部署调整。

5月8日，李奇微前往朝鲜前线进行视察。

范佛里特亲自面请指示：

如果中朝军队近期不展开进攻，那么第8集团军能否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对此，李奇微给予了肯定的答复。随即，范佛里特迅速开始筹备新的进攻计划，并将进攻日期定在5月12日。

然而，随之而来的情报显示，中朝军队正准备发起新的攻势。

5月12日，李奇微向华盛顿报告：“这次攻势可能随时爆发，尤其是在接下来的72至96小时内。” 因此，范佛里特决定将原定的攻势行动无限期推迟。

李奇微的预判这次是正确的。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第二阶段攻击，果然在他预测的96小时后，于5月16日发起。

然而，李奇微和范佛里特都没有准确猜测到志愿军和人民军的主攻方向。自从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以来，李奇微始终认为汉城是志愿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和必夺目标。范佛里特的观点与他相近，同样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汉城正面及其西翼战场。

他们一致认为，志愿军即将展开的第二阶段攻势，主力仍将集中在西线或中线，最有可能的进攻路线为从议政府至汉城、北汉江一带，以及春川至洪川的线路。

于是，范佛里特于5月4日对部署进行了调整，着重加强了中西部的防御，并将美军主力集中在汉城正面及其翼侧的迂回路线。

李奇微未曾预料到，志司此刻并没有将志愿军主力调往西侧，而是将兵力转向东部，集中力量在东线发起进攻。

在这一过程中，战役欺骗和保密措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进入第二阶段作战构想的制定阶段起，志司就亲自把战役企图的隐蔽性视为一项关键任务来抓。4月28日，在致宋时轮、陶勇、王近山等人的电报中特别强调：“此行动务必要极为隐秘。”

4月29日，志司指示第19兵团在汉江北岸进行渡江佯动，并特别叮嘱杨得志和李志民：“此电务必严加保密，绝对不要传达，阅后立即焚毁。”

5月8日，在对第二阶段作战指导的几个关键环节做出指示时，特别强调各兵团领导要严格保密作战意图，封锁一切消息，务必防止敌军察觉志愿军的大规模东移行动。

在各种战役欺骗手段中，规模最宏大的行动是第19兵团在汉城及汉江方向展开的积极佯动。这一行动由大将军亲自策划，并在他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实施。

4月29日，志司指示第19兵团将主力集中于议政府、内阁里、高阳一线以北，派遣小股部队靠近敌方进行侦察和警戒，并同时进行多种渡江南进的假动作，以牵制敌主力留在西线，便于志愿军主力在下月初从东线发起进攻。

5月8日，杨得志、李志民和郑维山发布了作战指令，决定本兵团（及人民军第1军团）“在高阳、议政府和清平川的宽广正面上寻找两到三个目标（每个目标配备一个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尤其是炮火，进行彻底歼灭。

同时，采取积极行动钳制美军主力于西线，以利于在东线消灭敌军；兵团主力应控制在清平川西北地区，为第二步适时渡过汉江、扩大战果创造条件。”

虽然第19兵团此阶段的任务是牵制敌人，行动以佯攻和迷惑为主，但杨得志等人依然从实际作战的角度进行了严密部署，毫无虚张声势的意思。这一系列佯动成功达到了预期的迷惑效果。李奇微对中朝军队在汉城方向的频繁动作尤为关注，并据此判断汉城地区可能正在酝酿“第二次危机”。

为了阻止志愿军向南推进，特别是防止他们再次占领汉城，范佛里特紧急调整了兵力部署，集中力量加强西线。他将大部分兵力，尤其是几乎所有的美军师，部署在他认为威胁最大的中西部地区。在中西线战场上，美军共投入6个师，英军和土耳其各派出1个旅，韩军则有3个师，形成了以汉城为核心的前线密集防御体系。

相比之下，东线战场则完全由韩军负责，配置了6个师，自西向东依次为韩伪3师、伪5师、伪7师、伪9师、伪11师和首都师。这些师全部部署在前线，兵力相对薄弱，且阵线存在较多空隙与暴露的翼侧。

同时，美军第3师、第187空降团和英军第29旅作为预备队，分别驻扎在京安里、永登浦和金浦地区，主要用于支援西线的作战行动。这种西重东轻的部署，显然给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东线发起进攻的有利条件。

这条匆忙建立的防线，成为“联合国军”由进攻转为防御，并伺机由防御再度转为进攻的关键依托。随着这条防线的确立，整个战线的轮廓发生了显着变化。在此之前，李奇微划定的主要阵地线为“堪萨斯线”，该线位于三八线以北，与三八线大致平行。

随后，通过“撕裂者行动”，战线进一步逼近“铁三角”地区，并在铁原、金化一带向北突出一个“大肚子”，形成了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战线。

范佛里特划定的“无名线”向南退至三八线以南，与之前的战线相比，春川以西的部分后撤了36英里（约56公里），而春川以东则后退了20英里（约32公里）。这样一来，原本向北突出的那个“大肚子”便消失了。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东线的韩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向前推进了15公里。整个战线因此形成了一条从东北向西南倾斜的斜线，韩军的前沿阵地突出至昭阳江东南、县里一带，翼侧暴露，成为防线的薄弱环节。

范佛里特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但他认为不会引发什么重大问题。在他看来，韩军有能力坚守东线阵地，因为“他们面对的北朝鲜军队兵力较弱，加之太白山脉高耸入云，成为天然屏障，极有利于防守”。

5月9日，志愿军主力奉命执行东线出击任务，开始向东挺进。

由于保密工作中出现了漏洞，部分人员在被俘后泄露了机密信息，从10日开始，美军逐渐察觉到中东战线的异常动向。美军战史记载，到5月13日，通过空中侦察、地面情报以及平民和俘虏的报告，第8集团军已经明确得知中国军队正从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向东线调动兵力。

5月14日晚，一件堪称抗美援朝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事情发生了，这也成为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志司高级将领们共同商议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的人选，洪学智感到情况不妙，默默躲在一旁，不发一言。

他实在不愿意兼任这个司令职务，因为他舍不得放弃自己长期从事的军事工作去转做后勤。直到晚年，他才透露另一个原因：“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实在太难，我担心做不好，万一搞砸了，无法交代！”

洪学智默不作声，倒是其他人讨论得十分热烈。邓华、韩先楚、解方和杜平纷纷发言，都赞成老洪兼任。见此情形，洪学智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道：“我不能兼这个司令。”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洪大麻子今天这是怎么了？

洪学智一心想推掉这差事，说道：“之前让我负责，我也没做好。现在再让我兼任后勤司令，还不是一样搞砸！其他事情我都能干，唯独这事不行，还是让别人来吧。”

“你不干，谁干？”

洪学智想让邓华接手，邓华则表示自己要协助老总作战，还兼任副政委负责政工，实在忙不过来。洪学智无奈，又把任务推给韩先楚，但韩先楚摇着头：“我老是在一线督促检查，怎么能兼任后勤司令？”

这时，洪学智真的急了：“那就让后面派人来嘛！李聚奎、周纯全都可以嘛！”这两位都是中国军队资深的后勤将领，李聚奎更是跟随大将军参加平江起义的红五军老兵。

可问题是，这两人都是东北后勤的负责人，根本抽不开身。

“后面的任务也很重，他们主要负责那边。”

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不干？行啊！你不用干了！”

洪学智知道哪有这样的好事，他小声问了一句：?“那谁干呢？?”

“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

洪学智也害怕了：?“老总，你讲这个话，可是将军的话了。?”

“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

洪学智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了志愿军后勤司令。

这一逼，竟逼出来了后来中国军队中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总后勤部长。

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开始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需求的完整独立的后勤供应系统。

5月14日和15日，由于持续的降雨和大雾，空中侦察无法展开，地面巡逻也因能见度低而无法有效执行。然而，第9军派出的威力侦察队以及深入加平东北山谷地带的第187空降团，依然分别发现了中国军队大规模集结的迹象。到16日，更多的情报表明，中国军队的东线部队可能已经向春川及更远的地方推进。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军队即将在东线展开大规模行动。

直到志愿军第二阶段攻势的开始，美军内部对中国军队为何突然将攻击重点转向东线依然感到困惑。既然中国军队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由于进攻力量的消耗需要投入后续兵力来展开第二阶段攻势，那么为何不直接在西线战场顺势用兵，迅速夺取汉城，而是选择调动兵力东移，转而对高大崎岖的太白山区发动攻击呢？

实际上，志愿军东进的调动是一种逆向用兵的策略，选择了敌方认为不可能作为攻击重点的区域，从而出其不意。再加上战役中巧妙的欺骗手段，成功实现了“声西击东”的效果。这次志愿军的部署调整，是通过战场上的长距离横向运动来完成的。

在敌情复杂、空袭威胁严重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的大规模部队行动相当困难。从5月9日晚开始，到16日17时止，第3、第9兵团各部队迅速推进，分别抵达了预定位置。

各部队虽然按时到达了预定位置，但整个开进过程十分艰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由于春川以东地形以大山区为主，南北走向的山脉将地形切割得支离破碎，东西方向的道路稀少，导致大部队横向调动非常不便。

在第3兵团和第9兵团组织部队前进时，多个军队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山间狭窄道路上并肩行进。为了避免空袭，白天基本无法行动，只能集中在夜间赶路。夜色中，道路狭窄且状况不佳，行军时间紧迫，各部队都急于赶路，因此纷纷提前出发，导致大量车辆、骡马、担架和各类人员一齐涌上狭窄的公路。

彼此混杂在一起，互不相让，尤其在狭窄地段，往往拥挤得寸步难行。

1951年5月1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

东线的主战场集中在以县里为核心的区域。志愿军和人民军此次作战的主要歼灭目标——韩军第3师和第9师，部署在县里以北及麟蹄东南一带。

战前的分析指出，要实现围歼的目的，关键在于两个步骤：

一是迅速突破昭阳江的防线；二是进行远程穿插迂回，提前切断韩军的退路，确保在他们撤退之前完成战役和战术上的多层合围。实战过程中证明，第二个步骤不仅更为困难，而且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