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2日，美军在四百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全面反击。

这次，由范弗利特接任指挥，他采用了穿插迂回的战术。

美军此次反击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组建了“特遣突击队”，通过高度机动的坦克部队深入志愿军后方，进行穿插和迂回，切断志愿军的撤退路线。

联合国军的迅速反击完全出乎志愿军的预料。

在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时，志愿军主力刚开始撤退，一下子防线上出现了很多个缺口，而这些缺口正好成为联合国军战术打击的目标，志愿军很快就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境地。

在东线，截至5月24日，美军的一个坦克突击队已深入到志愿军“第二次春季攻势”的出发点昭阳江。紧随其后的是美第十军，他们迅速向北推进。这意味着，志愿军的第12军和第27军在三七线已陷入了敌我夹击的困境。

在西线，随着人民军第1军团的撤退，第65军侧翼暴露，迫使其不得不迅速撤离。而这一撤退，第3兵团与第9兵团之间的缺口就暴露在了美军面前，美军主力趁机沿着这一缺口快速向北推进。

换句话说，志愿军的防线尚未建立，就已经被美军突破并插入了后方进行分割。

当前局势已极度危急。

5月22日晚，志愿军第15军与第63军从180师左右两翼开始向北撤退，原本由三个兵团坚守的前沿防线，此时仅剩180师和179师的535团驻守。

联合国军掌握了这一动向后，迅速调动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第6师，从180师后方发起突破。同时，美军第24师和南朝鲜第2师则正面进攻180师。

为了掩护八千多名伤病员的撤离转移，180师被联合国军的优势兵力围困。面对强敌，尽管拼尽全力抵抗，但无力回天，整个师几乎全军覆没。

180师的艰苦奋战，为后来63军在铁原构筑防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联合国军对铁原发起总攻时，第五次战役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转移阶段进入关键时刻。

铁原，这座看似平凡的朝鲜小城，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铁原、平康、金化一线被称为“铁三角”，山脉连绵，高耸的山峰彼此呼应，是朝鲜中部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

铁原地区公路与铁路网密集，几条重要路线交织纵横，构成了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而铁原向北，正是是朝鲜半岛上少见的大平原，如果美军占领了铁原，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将一马平川，后果不堪设想。

铁原当时也是志愿军最重要的补给基地之一，存放着数万志愿军的物资，志愿军的伤员、后方机关都正在从这里撤退。

可见，无论是从防守角度还是进攻角度来看，铁原都是物资调配和兵力集结的理想之地。这片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重地，是任何军事家都会不惜代价争夺的目标。

之前，由于战线在前方，铁原的战略部署并没有展开转移。而随着敌军的快速穿插，铁原一下就暴露在了敌军的铁骑之下。将敌军抵御在铁原之外，为志愿军伤兵、战略物资的转移留取时间，已成为重中之重。

尤其是，5月28日，在涟川以南进行阻击任务的65军防线被美军突破，铁原一线告急，一旦被美军穿插包抄成功，正在后撤中的整个志愿军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5月31日，美军中线部队已逼近涟川、华川一线，距离铁原仅一步之遥。此时，志愿军的当务之急是在铁原前线阻挡美军，借此牵制敌军，为近10万处于险境的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这个任务交给了第19兵团的63军，军长是傅崇碧。

63军，前身是华北野战军3纵，首任司令杨成武，后继司令郑维山。在入朝作战时，郑维山已升任第19兵团副司令，时任军长是傅崇碧，政委是龙道权。尽管63军在郑维山的带领下，是华北野战军的头号主力，但与战力凶悍的三野、四野各部相比，并不占优势，在我军整体排名中，实力中等。

当全线撤退时，63军原本驻守在汉江南岸，但由于两翼已被美军占领，一支美军正从侧后包抄。若退路被切断，63军将陷入绝境。傅崇碧果断决策，指挥部队向汉江北岸撤退。在极度饥饿、疲惫不堪以及美军攻击的重压下，部队终于艰难撤至涟川。

志司直接电令傅崇碧，令其指挥63军全军及第65军194师，以4个师的力量迅速在涟川、铁原之间，东起古南山，西至临津江畔，于正面25公里、纵深20公里的地域组织防御，坚决阻止敌军进攻。

命令明确指出：“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阻止敌人进攻，无上级命令不准撤退。”

随后，又将命令告知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而且进一步加重语气： “即便把63军打光，也要在铁原坚持15至20天！”

志司要用63军以鲜血换来时间，建立三道防线，同时调集兵力，以备敌人深入三八线以北后，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傅崇碧看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愣住了。

从汉江撤退到涟川的过程中，一路上遭到美军的围追堵截，部队减员极其严重，军力已经从入朝时的3.2万人，减员到了2.4万人。而且弹药极度短缺，甚至连炮兵都被迫充当步兵使用。

至于伙食，粮食早已断供，包括傅崇碧在内的所有人，每天只能靠少量黄豆勉强维持饥饿。尤其是在经历了美军强悍炮火的威力之后，如果要固守阵地，别说坚持15天，能撑5天都已经是个奇迹了。

军令如山，傅崇碧没有表达任何异议。

反倒是十九兵团的兵团长杨得志感到心里不安，纳闷老傅为何没有提任何困难？

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几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傅崇碧当然也深知这一点，问题并非是怕死与否，而是在美军飞机、坦克和大炮的轰炸下，血肉之躯如何能抵挡得住？然而他更清楚，在如此恶劣的战况下，即便提出困难又能改变什么？

第63军正面迎战的是由范佛里特指挥的美军骑兵第一师、步兵第25师以及英国步兵第28旅等部队，总兵力超过5万人，装备火炮多达1300余门，坦克数量则超过180辆。

第63军加上配属部队总共不过2.4万余人，更何况既无飞机也无坦克，因此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敌军都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此时，傅崇碧和第63军已经下定决心，宁愿全军覆没，也绝不撤离阵地。63军视自己为一支以军建制编成的敢死队。

63军军史最悲壮的一场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合国军，傅崇碧很快就对63军及65军194师做出了部署。

但部署出现了一些问题。

涟川到铁原，拥有一条铁路，一条公路，两条路并行在一起。

铁路在东，公路在西。傅崇碧判断，敌军的进攻方向应该是沿公路北上，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以西，为敌军的主要攻击路线，采取了重兵防守。

他将187师部署作为我军右翼主力，负责防守玉女峰以东、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以西地域的防御（含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

为了加强187师的防守，军部还将炮兵44团、63军炮兵团均配属给187师，加上187师炮兵，63军在右翼一共有3个炮兵团。

这还没完，在187师的右翼，玉女峰以西，又将配属给63军的65军194师防御在此，以防止敌军的侧面包围。

在涟川至铁原的公路、铁路以东，则部署189师来防守，作为我军的左翼。

由于傅崇碧判断此处不是敌军的主要进攻路线，于是没有给189师部署炮团。189师的身后，只有自己的炮兵团。不过因为之前遭到美军空袭，只剩4门山炮和4门重迫击炮。

63军的防御阵型呈品字形，187师与189师并列在前线布防，188师则在后方设立二线防御阵地。此时，63军的兵力约为2.5万人，而他们面对的美军和韩军共有4.7万人。更不用提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单就兵力而言，已经悬殊极大。

实际上，无论是63军、19兵团，还是志司，都对能否在铁原前线坚守美军15天毫无把握。不仅心中没底，甚至感到毫无希望。

原因并不难理解。

只需再看看重炮的巨大破坏力，便能清楚地认识到，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是多么艰难。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勇敢与否的问题，而是在重炮轰炸下，许多人都无法填补损失。因此，我们常常说，那些诋毁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人海战术”的人，要么是无脑的，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根本不值得争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于63军而言，全体官兵即便战至全军覆没也毫不退缩，但问题在于，单凭牺牲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一旦阵地失守，影响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战况，甚至关乎整个志愿军部队的生死存亡。随后，令人震惊的场面出现在全球军事学者的视野中，令他们无比震撼。

189师代师长、政委蔡长元在接到任务命令之后，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他知道189师这一仗面临的是生死之战。

蔡长元的作战能力，是在实战中累积而来，他是一名儒将，外表非常文雅，但作战经验丰富，且打法极凶悍，他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乎所有的战争，他都没有缺席过。

在多次和敌军的对抗中，蔡长元发现了联合国军行军时的薄弱点，原来，美军每次撤退时，都必须是一条完整战线一起行动。这就类似于“美式橄榄球战术”，而李奇薇采用这样的战术的原因在于：他不敢把自己的后面和侧翼暴露给敌人。

为了避免把自己的后面和侧翼暴露给敌人，他每到一处，都必须完全把志愿军的阵地拔掉才敢前进。

钉子战术！

蔡长元决定将全师7000余人进一步分割，不设预备队，直接组成200多个作战小分队，分散到20公里宽，25公里深，总计500平方公里的庞大区域，依托散布各处的山丘建立了200余个简陋的小防御阵地。

这个方法可以大大降低美军火力的密度，最主要的是能有效拖延美军的攻势，让美军只能逐一占领每一个小阵地才能继续前进。

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我军“集中优势兵力”的老传统，也违反了国外军事学家“部队伤亡超过30%就失去战斗力”的理论。

189师师长蔡长元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其实很明确。阻击美军并非为了击退敌军，也不是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而是为了尽可能拖延阻击的时间。

与其将兵力集中在一起承受美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不如让美军逐个阵地去“拔钉子”。确实，美军对每个小阵地都具备绝对的压倒性优势，但要清除如此众多的小阵地，必然使他们的进展变得缓慢。

美军不拔除钉子行不行？显然不行。

这就像古代的攻城战术一样，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攻打？绕过去不行吗？当然可以绕过去，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承受敌人从背后发起袭击，甚至面临被前后夹击的风险。

然而，这样的战术，全世界恐怕只有新中国的军人能够做到。因为每一名士兵都清楚，他们面临的不是概率性的牺牲，而是必然的赴死。

可以设想一下，眼前一个个小阵地相继被敌军攻占，战友们在自己面前接连倒下，自己或许就是下一个。换作常人，早已心理崩溃，不是选择撤退，就是准备投降。

然而，新中国陆军之所以被誉为轻步兵的巅峰，绝非偶然。这个荣誉，正是那一代军人凭借坚韧的意志、严明的纪律和无畏无私的精神所赢得的。

战斗部署之后，63军参谋长杜瑜华（1955年大校，1961年少将，曾任189师师长）不太放心，前往前线视察，见蔡长元把189师成一个梯队部署，不设预备队，担心纵深不足，于是决定将全军预备队188师从187师背后改置于189师之后，集结待命，随时增援。

同时，命令炮8师43团配属给188师，正在赶来途中。事实证明，杜瑜华的安排极具预见性，对于后来的战事有很大的帮助。

铁原阻击战自1951年5月30日凌晨打响之后，63军的情报再次发生错误，189师防区面对的敌军是两个师，美军第3师和韩伪9师团，可63军得到的敌情通报中是没有美军第3师。189师方向迅速面临巨大压力。

按道理，美军第3师应该远在东线。可是，在美军发起进攻之前，火速将东线上作为预备队的美3师调到西线，加入到了铁原进攻线上。189师面临的压力剧增。

而作为我军主防，美军助攻的铁原公路西侧的187师阵地上，面对的则只有仅仅只是美骑1师的骑兵7团。面对我军阵地两个师外加4个炮团的防御，作为助攻的骑7团进展不大，而且伤亡惨重，并没有取得像样的进展。187师方面的表现相当不错。

但是189师一方，面临的压力就高山一样大。在第189师防御正面，美军每天以3～4个团兵力发动进攻。

自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之后，美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是范弗里特，作为战争狂人，范弗里特命令在一小时之内，将4500吨（注意，是吨而不是枚）、约发炮弹倾泻在63军的阵地上，将美军采用的标准弹药量提升了5倍以上，因此还创造了一个名词——范弗里特弹药量。

63军的战士回忆：“美军打炮根本没法形容，就连落地的爆炸声都听不到，炮弹打过来就跟刮风一样。”当时的美军飞行员们从空中向地面看去，认为：“在那些发生战斗的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在了”。

在这样强度的空地火力下，美军同时还以万余兵力和数十辆坦克排成横阵，发动所谓的“墙式进攻”，以为这样就可以摧毁我军的战斗意志。

189师的情况就是坚决执行命令，彻底死守，丢了阵地就拼死反击，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战士，美军就休想踏上阵地一步，不少连队都是成建制地牺牲，很多志愿军官兵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拉响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

189师凭借师长蔡长元组建的怪阵，使得炮火之下幸存的我军战士，在炮火过后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击。面对优势的敌人和火力，如果只是依靠简陋的野战工事一味死守，那必定无法支持太久，只有依靠反击，才能真正抵挡住敌人的进攻。

189师组织了多支穿插作战的敌后战斗小组，由于装备有限，大部分作战单位没有随身无线电，这种散兵战术几乎在其他国家的军队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这些穿插部队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穿插本身给敌军带来的困扰。

因为距离太近，害怕误伤，没法呼叫炮火打击和空中支援，这让习惯了火力掩护的美军，被搞得手足无措，如果对这些穿插部队置之不理，很可能导致人员遭到突袭，后勤补给和辎重也可能遭到严重破坏。

直到战斗结束，这些穿插部队都在骚扰着美军，不仅成功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还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士气和资源。

美军虽然凭借压倒性的火力暂时占领几块阵地，但自己也必定遭受巨大的伤亡，而且在针对每块阵地缓慢而痛苦的拉锯战中，美军的锐气几乎被消磨殆尽。

面对189师顽强的抵抗，美24师少校罗伯特形象地描述道：“我们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发力的陆地沼泽，总觉得找不到要打的目标，却又发现目标到处都是……”

6月2日，范弗里特在进攻中遭遇重挫后发表了一份内部声明：“志愿军以超强的意志力，在铁三角和周边地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