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从小就在船上讨生活，我爹和我两个哥哥就是在台风天没了的，那时候我还小，是我娘撑着船维系着我们这个家，让我能继续读书，我娘也掉进海里好几次，幸亏她老人家福大命大，每次都被人救起来了。后来我想着既然上岸了，就在岸上讨生活吧，可是我不是那块料，不得已也继续在船上讨生活，慢慢的才扩大了生意。在这片海域讨生活的，都和我很熟，一般有什么事情都还会卖点面子。”这话霍大哥还真没吹牛，他做事凭良心，海上讨生活的谁碰到难处他都会帮一把，他不涉黑，但是甭管什么黑道大佬见了他都恭恭敬敬的，后世的张子强为啥绑了李家少爷，而不动他的家人，这也是最大的原因。

李旭东知道在香江立足的不容易，他和官府的关系相当的好，平时也很低调，一般的应酬都是在家里，黑道上的事情他的确不怎么清楚，也没打过交道，只是知道香江的黑帮大多是那些老兵组织起来的，应该没有谁难么不开眼动自己家里的人吧？毕竟自己手上还有个建筑公司，那些老兵少说也占了香江老兵的三成以上，再说了自己还和外面的雇佣军有联系，只是不显山不露水罢了。

终究还是被人小瞧了啊，小瞧自己的还是霍大哥，呵呵，这事儿闹得自己都不好解释了，估计还是研究所的拆分带来的影响吧。港人关心的还是以挣钱为主，能舒舒服服的挣钱就好，高科技的事情他们几乎都采取漠视的态度，明明是眼光不够高，偏偏还以为李旭东的能量不够大啊。李旭东结交的都是顶层圈子，下面的几乎很少有机会和他打交道。想清楚了关节，李旭东笑了笑，转移了话题问道：“霍大哥，这何贤是什么来头啊？我只知道他是开银行的。”

“何贤大哥和我是老乡，我们都是粤东的，他41年赴澳门，任大丰银号司理，慢慢的升任大丰银行董事兼总经理，澳门镜湖医院值理、副主席、主席。47年后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副理事长、理事长、会长。1950年后，任澳门政府政务委员会、立法委员会华人代表，澳门东亚大学校董会主席，全国工商联常委，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而且由于生意上的关系，他和葡萄牙人来往很多，其中包括澳葡政府官员甚至澳督本人。有些当局不便出面或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往往请何贤以中间人或居民代表的身份出面解决。而凡是于澳门居民有利的事情，何贤也总是不避劳苦和危险，竭尽全力奔走斡旋。你要知道，大丰银号二楼挂出一块牌子：澳门华人代表何贤办事处。“华人代表”是老百姓对澳门“咨询会”华人委员的俗称，这个委员还是澳门总督直接委任的。”

霍英东很多年前就认识何贤了，两人都是以民族大义为先，志趣相投，来往得很密切，所以他与何贤的关系可谓是相交莫逆。澳门以博彩为重心，那边的三教九流更加的多，能在那个小小的空间混成华人领袖般的存在，可见何贤是有真本事的，对这种人，李旭东只有深深的佩服。

风浪逐渐在减弱，船只的航行也平稳了许多，何贤大哥也渐渐的缓了过来，三人在船上开始了新一轮的聊天，这是一个增进了解的过程，慢慢的，大家都敞开了谈，很多直率的话语也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有时候是吐槽一个人、一件事情，随着聊天的深入，渐渐演变成了对侨胞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两位大哥也觉得李旭东之前的提议确实不错，约定好今后只要是炎黄子孙，大家能帮的就尽可能的去帮忙。

两位大哥还热心的劝他自己管理家族企业，不能轻易交给外人去打理这些资产，他们又怎么会知道李旭东之所以不敢高调，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份还是大陆人呢？李旭东自己能力不够是一回事，关键找个阿美莉卡人也可以为自己挡掉不少的麻烦，他一直没改过自己的国籍，户口也还是京城人，很多事情不能不顾忌一下欧美的感受，不然就凭他手里的众多股票，哪个国家去不得？想要哪个国家的国籍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是他不愿意改变身份罢了。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李旭东几乎没有接触过，今后想要在澳门投资赌牌，还少不得要麻烦何贤大哥，这个事情也可以聊一聊的，于是他询问起何贤关于赌牌的事情来，何贤对赌博的态度和霍大哥是一样的深恶痛绝，认为那钱不干净，完全没有染指的想法，还苦口婆心的劝诫李旭东不要碰那种脏钱，李旭东也是醉了。

钱，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无比复杂的存在，其实质乃是中立且无偏的。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成为助力前行的利器，亦可能化作伤人害己的凶器。金钱，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已，其自身并无所谓善与恶之别。真正关键之处在于人类究竟以何种姿态去运用它、驾驭它。

金钱本身并不会径直左右人们的品德操守抑或行为举止，恰恰相反，正是我们运用金钱的手段与途径，最终裁定了金钱于整个社会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带来的种种效应。当金钱能够施惠于人，助益他人达成目标或者解决难题之际，那么此时的金钱无疑会被视作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然而，一旦金钱沦为伤人之器，给某个人造成损害之时，它便会立刻被打上消极负面的标签。如此看来，金钱本身并未拥有一成不变的固有特性，反倒是随着使用方式的差异而不断发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