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中国市场经济，行进到了一个略显复杂的坐标点上。

一方面，作为“十一五”规划元年，诸多周期性特征——强烈的地方发展冲动、居高不下的投资增速，在这一年都如期而至。

与此同时，粗放的增长模式、欲振乏力的农村经济，以及久攻不下的垄断顽垒等问题仍在困扰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们必须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所形成的各种难题中闪展腾挪，并被攻坚数年却犹在“破冰”的体制痼疾深深束缚。

而在另一方面，2006年又是中国五年入世过渡期的最后尾声。

中国在被WTO深刻改变的同时，也以世界第四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三的贸易排名，向世界深刻地阐释着何谓“中国机遇”。

一手是肆意奔涌的时代浪潮，一手是根深蒂固的旧日顽疾。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这割裂的新生市场——“垄断企业主导市场价格和供求趋势，外资强势资本赚取优厚的利润，民企和中小企业为生存展开残酷的竞争。”无疑是相对准确的概括。

而所有这些宏观层面上的风云变幻映射到杨守安身上就变成了一种感觉——今年的生意特别难做。

虽然赵姨在临走前给他留下了可观的人脉渠道和一部分储备订单，但当杨守安真的着手开始消化的时候却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当其冲的是制衣厂的产能问题，随着一大批元老骨干的流失，工序流程上的各个环节都变得捉襟见肘起来，就算杨守安重新招了一批员工，但磨合和技术培养都需要时间。

而后就是客源的问题，赵姨在的时候那些老板们都拍着胸脯保证会“不计前嫌”来与杨守安的制衣厂开展合作。

但其实除了一开始的那几单还算爽快，后面再找上门去，不是说市场不景气就是说资金链吃紧，各种各样的借口都用了，总之就是不愿意续签长期供应合同。

对于这样的情况，杨守安也是无能为力，他也没再去麻烦赵姨说情，毕竟就算人家卖了面子给几张订单，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想要解决制衣厂的困境，仅靠几个零散的服装批发老板“施舍”是不可能的，开拓更为稳定和长期的渠道，同时重新树立在行业内的口碑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为此杨守安简直是豁出了命去，他没日没夜地往返穿梭于广州各大服装市场之间，不断推销着自家厂子的业务，很多时候不要说吃饭，就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

除了大型商场和集市之外，贸易公司也成为了杨守安的重要目标。

之前在阿四出事前，他就和张叔去天河谈过一个外贸单子，这种进出口贸易公司要货量极大，对服装的款式没啥要求，账期短，合同都是几年一签。

如果不是因为陷入了代工假货的风波，这笔订单很有可能帮助杨守安他们先于康乐村的绝大部分同行，完成从零碎加工到批量化成衣出口的转型。

虽然原来那笔生意黄了，但杨守安对于这种商业模式信心十足，所以通过重庆商会的关系找了份贸易公司的名单，逐一上门陌拜，希望可以寻到新的合作伙伴。

说起这重庆商会，还是一个老乡介绍的，这大哥是巫山县城的人，2001年移民到了广东，比杨守安和阿四晚了整整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