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那场聚会后，一直想搞懂那些在我脑袋里盘旋的是什么，实际上，我是对周三他们产生了兴趣，假期时，我还常常能见到周三和旭，偶尔还有锦集，他们在道路的尽头，我看见他们仨沿着公路散步，落日余晖中，他们渐渐消失。他们在干什么？这个念头困扰着我，催促我尽快去搞懂。

我没理由不去赴约。这样说服自己后，我感到自己状态好多了。

咖啡馆，半阴不晴，那里的窗帘很厚，牌匾破旧。你要穿过沉闷潮湿的走廊，爬上黏糊糊的楼梯。从低矮的店门进去时，你不小心被对面的“老干部俱乐部”吸引目光。里面有郁郁葱葱的植物，几张台球桌，几张茶几，台上是对弈的退休老头。当然，这里还会有开车来的司机，也许是副科，也许是更高。所求的不过是这里老头的一通电话，当然，他们都互相认识，至少提前知道对方会来，很少有完全的陌生人，来这讨没趣。老头们于是被开车来的老板们接走，在车上讨论所求事项。

很多人，对我来说，国家机器如此庞大，但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无端这么想。直到某天周三和我讲到，这“老干部俱乐部”也是公职机关，我深感鄙夷。

“我还以为他们会定期交会费呢。”

“不是，这是由上面运行的，有人在管。”

这就是我鄙夷的地方，要专门成立个机构来做这事，我是指，这里像个交易机构。

周三对我的鄙夷不置可否，催促我继续落子。我很快输掉了象棋比赛，毕竟这对我来说只是消遣，我这么安慰自己。俱乐部里没几个人会愿意和我这种没什么竞技精神的人下棋，周三和那个老头是个例外。

老头叫王，据我所知，他在对面混得不错，我说不出来，他们总是和和气气的，但我感觉的出来，我是指，他的架子很小，还和我们一群高中生讨论问题。他常常不发表意见，就算说点什么也叫人半懂不懂，迷迷糊糊，偶尔讲一两个过时的笑话。但我并不讨厌他，他很慈祥，虽然偶尔，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俱乐部的集会时间多是在周末的下午，我们只有那个时候才有空。便吃点点心，边下棋，边讨论下这周都读了些什么书。

我读的书可能是最少的，为了赶上他们讨论的东西，也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我几乎废寝忘食地读书。

在中国，西方的刻板印象是这样，孩子几乎不会有一点自己的可操控的时间，现实如此。我会把书藏在我房间的床板下面，在上完晚自习后，便把自己锁在房间，一点声响不向外界透露。实际上，自从初中后，我就很少再面对我的父母了。

在学校，我把书藏在教室最后的书箱，上课时，我在抽屉里一点点抽出书，像挪动一块巨石。一边注意老师的巡视，一边调整到合适的位置，我一动不动，感受到老师到来前的阴影，就飞快用手肘把书推回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教科书上画起画来。以至于教科书上全是黑斑块，需要作业应付时，我就借班上同学飞和涛的抄。

无事发生，我是说，成绩下降，我被叫家长，我一点不惊慌。父母俩人痛批我，我只是麻木，有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又正在被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