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施斋发愿时，自称“菩萨戒弟子”，“诚心发愿”，“惟以丹诚，归依三宝”。

他还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普度僧尼”、下敕颁发佛遗教经，要求京州官员人手一册。

当然，这种宽容和支持背后是高度警惕和严厉的控制。

例如贞观初即下敕，有私度僧尼者处死此外还曾下令隋恭帝义宁元年利用改朝换代混乱之机私度的僧尼自首还俗，不出首者处死。

至于说以“对佛不敬”的名义禁止买卖佛像，实际上是限制佛教扩张，只能说是政治高招了。

然而佛教徒似乎并未看清他们的这位君王。

贞观五年，笃信佛教的歧州刺史张亮奏请在距长安一百多公里的扶风法门寺建塔，李世民应许，并将原拟兴建望云宫的建材用来建塔。

张亮又建议开启法门寺地宫，李世民同意后，在地宫中得到佛指舍利。这立即引起极大轰动，京城内外每天到法门寺瞻仰灵骨舍利的人多达数万。

为了表达虔诚，有人刺血洒地，有人烧头炼指，表现出狂热的宗教情绪。

佛教徒被这些表面东西迷昏了头，开始得寸进尺地试图染指皇权了。

贞观年，有人上书，要求皇帝引十位高僧上殿，并以天子身分nb，这不但是教权直接介入nn，更是要nn向教权低头。

李世民立即警觉起来，以厌恶的口吻向长孙无忌等人提起此事，并且提示背后恐怕有佛教徒的挑唆。曾当过道士的魏徵当即见机而作，引经据典，给了他充足的理由来反驳佛教徒的建言。

这一年，长孙氏身患重病，太子承乾提出扩大僧尼道士人数，以求佛祖保佑。皇后不答应，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

枕边人和贤内助的话，自然最能反映李世民的真实想法。

可以说，此时他对佛教的印象已经非常不好，只等发作的机会了。

另一件事情的发展也逐步对佛教不利。

武德年间，李唐皇族对自身门第问题非常敏感，他在贞观初年兢兢业业对内对外都取得显着成绩后，开始关心此事，试图利用政治手段彻底定局。

贞观五到六年间，他动议修订氏族志。

前后好几年，初稿出来，以皇帝之尊，竟然门第没有黄门侍郎崔干高，不由大为光火。

传统士族力量如此强大，社会门阀观念如此顽固，使得他不得不考虑再次利用宗教来做做文章。

由于南北朝以来的“夷夏之辩”仍为唐初社会流行思潮，李唐皇族为了洗清“胡族”之嫌，就必须通过尊崇本土道教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属于华夏本支，而“殊俗之典”、“异方之教”的佛教正好成为打击的靶子。

贞观十一年，他开始对佛教采取公开抑制政策。

二月，下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重申老子是皇族远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强调道教的重要，并大肆渲染了佛教的流弊。

佛教徒们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聚众请愿，“时京邑僧众，咸诣阔庭上表”，带头人包括法琳、智实、法常、慧净等。

法琳这次学精了，知道皇室认老子做祖宗是认定了，于是上表说：“今之道士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

试图把道教与老子割裂开来，使李世民只尊老子不祟道教。

李世民当然不吃这一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说：“语诸僧等，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

高压之下，法琳等人只好“饮气吞声”，而智实拒不奉诏，慨然道：“吾固知势不可为，所以争者，欲后世知大唐有僧耳！”

出头椽子先烂掉。

智实遭杖责流放，次年病卒。

此情此景，一众道士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益发受到鼓舞。

贞观十三年九月，道士们再次发难，矛头直指缠斗了数十年的佛教领袖法琳。

道士秦世英向朝廷告密，翻出武德年间老账，说法琳辩正论诽谤皇室始祖。

李世民新帐老帐一起算，立即逮捕法琳加以推问。

十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韦淙、司空毛明素等进行审问，法琳辞气不屈。于是皇帝亲自出场，与法琳来回问答二百余条。

情急之下，老和尚口不择言，说皇室出自代北李，即阴山贵种鲜卑族达达这一系，译为唐言，即为李氏而李耳属于陇西李。

并说李耳其父名韩虔，字元卑也就是天字第一号卑践货的意思，是个独眼、跋足、无耳的乞丐，终生娶不起妻，七十二岁时与邻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树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为姓。

法琳说皇室“弃代北而认陇西”，是“以金易愉石，以绢易褛褐”。

这些话句句戳到李世民痛处，于是勃然大怒，宣布处死，但缓期七天，让法琳念观音菩萨，看到时候能不能保佑他脑袋不掉。

七天后李世民遣人复审，法琳终于服软，拍马屁说：“七日以来，未念观音，惟念陛下”，陛下“子育恒品”，就是当今观音。

又捏准了李世民好名的软肋，说“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唯有伏尸之”。

李世民拿他没办法，再问他佛、道优劣，这次法琳回答称旨，于是顺坡下驴，免死流往益州为僧。

法琳委屈不已，路上作悼屈原篇，在赴益州途中病故于百宇关菩提寺。

法琳一死，佛教势力大挫，不得不接受了道先佛后的新秩序。

沙门的看门犬法琳去见光头祖了，李世民没有停下脚步。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亲朋故旧日渐凋零，尤其李渊去世、第二年长孙氏辞世后，李世民环顾四周。

虽然功业赫赫，但慈母早逝，两个同胞兄弟和十个侄儿死在自己手中，老父被逼退位后至死满怀戒心，不复当年融洽，人到中年又丧佳偶，爱女早夭，两个儿子钩心斗角，心情自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道教虽然能教人长生不老和房中术，但对心灵的安慰还是佛教更加拿手。可以说，此时这位李世民难免会有一些佛家的情绪。

大约在贞观十五年前后，李世民梦见几年前去世的近臣、和书法好友虞世南，心头怅惘，颁下为故礼部尚书虞世南斋僧诏，很能说明他此时的心境。

“故礼部尚书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纯备，文为辞宗申朕思旧之情。可即其家，斋五百僧，造佛像一躯。”

在梦见虞世南前后，李世民亲临弘福寺为已去世五年的长孙氏追福。

宏福寺乃是为其母亲穆太后所造，于是召唤几位高僧一起闲谈，“言及太后，悲不自胜，掩泪吞声。久而言曰朕以早丧慈亲，无由反哺。风树之痛，有切于怀。庶凭景福，上资宾佑。朕比以老子居左，师等不有怨乎”

主持道意回答说“僧等比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语气七分软又带三分硬。

于是李世民几乎乞求谅解一般说：“佛道大朕以久知释李尊卑，通人自鉴。岂以一时在上，既为胜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将老子居先。植福归心，投诚自别。比来檀舍，佥向释门，凡所葺修，俱为佛寺，诸法师等，知朕意焉。”

这样一番自我辩解的话出自当年天不怕地不怕的太宗之口，恐怕也是他意识到自己尽管身为帝王，却仍然不过是个凡人，生老病死皆不在自己掌控之中，因此不得不试图向佛祖示好，以期增老父慈母和爱妻在幽冥之中的福分吧。

李世民心中有了这样的心理铺垫，佛教也就有了重生的机会。

贞观十年，正在洛阳筹划解决高丽问题的李世民，接到了一道来自远方的上表，语气谦恭，充满期盼和忐忑。看到上表人的名号，他决定召见。

李世民想要通过玄奘的嘴巴了解西域诸国的民情、军事力量、地形等等。

于是，他派留守的梁国公房玄龄等人出城迎接。

史载数十万人涌上街头，其时“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n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

为了得到的玄奘脑袋里的一百三十国的资料和见闻，李世民不得不派出宰相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亲自出马。

玄奘答应给李世民写大唐西域记，但李世民必须帮他把带回来的经书翻译出来。

李世民妥协了。

但民间却以为皇室再次偏向光头教。

等李世民从辽东回来，不再是龙马精神的他，只好任由光头教再次兴盛起来。

自此，李世民到临死之前，没再干预佛道两教发展。

之后，尚且年轻的李治，既体会不到他父祖两代对待宗教的出发点，又没有得到李世民的明确指示，还收了一位声称弥勒转世的未来女帝，佛道两教彻底不知收敛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