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红说：“你一个还躺在病床上伤口还在恶化的产妇更管不了这么多。别说你去了人家也许根本不理你，就是人家理你，你比张冀能耐，可回来你又去icu住几天，补偿的钱还不够住院的。”
张冀这口气窝大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生过病，赶上一次变天气温骤降十五度，他就感冒发烧，体温直逼四十度，且不退烧，很快就成了肺炎，也要住院。
一连几天暴雨如注，整个宋家也弥漫着一股愁云惨淡的味道，只有四喜丸子还在嘎嘎得吃饭，可也不敢随意走到家人面前肆意玩耍了，似乎也知道大家心情不好。
王桂兰更慌了，儿媳妇难产、孙子出不了保温箱都没见她这么崩溃，人工的心脏开始出故障。正应了那一句天津老话儿，多远是多远，多近是多近啊。但是老宋家的人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周伟红甚至对王桂兰说：“您老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到现在不容易，张冀就是您的命。话说回来了，我们对喜乐肯定也要比张冀重视，但是两个孩子结合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割裂不开。张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闺女和孩子们就遭罪了。我不生女婿可是我生闺女，所以您放心，我怎么照顾自己闺女的，也会怎么照顾女婿。”王桂兰吃了定心丸，这才一天天好起来。
天气变冷了，发黄的树叶随风飘落，早晚走在街上，鼻尖儿开始发凉。天津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要衣裳。每年这个时候，周伟红都会拿出秋冬的厚衣裳，给家里换上一套秋天才用的窗帘、沙发套、抱枕、床罩还有餐布。今年家里事情格外多，李晨萱以为婆婆没了心气儿，哪知道这天外面下着大雨，周伟红就在家里鼓捣起来。拿出来的各种布艺用品都是厚实的材质，连同桌布算起都挂着垂垂的流苏，特别讲究。
李晨萱指着桌上的一套精致地茶具说：“好多年没见您把这个拿出来了。”
周伟红说：“我把咱家那个大铁壶也拿出来了，天凉快了，是时候围个炉子，煮个茶喝喝。不能总想不高兴的事儿，越是不如意的时候，越是得想办法寻点儿开心。”
在天津，围炉煮茶成是老百姓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以前周伟红没结婚，还住在老城里的时候，自家有院子，找个合适的时候在院子的葡萄藤底下，支起炉子，放上桌子，全家人招呼上街坊邻居来家里围坐在一起。
炉中的炭火温暖而明亮，大铁壶里煮着一壶好茶，茶叶在热水中翻滚，散发出阵阵清香，弥漫在空气中，整个院子都是生活的香醇。大家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好吃的的茶点和零嘴儿。有香甜的糕点、香脆的坚果，还有天津特色的小吃。人们一边品味着茶的醇厚和茶点的美味，一边聊天说笑，分享着胡同里的八卦，还有对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军事形式的见解，一会儿嘎嘎乐起来没完，一会儿又为全世界担忧，自己嘛烦心事儿都没了。
这天傍晚，周伟红也煮了一大铁壶好茶，现在家家户户都不生炉子了，煮茶用电的，茶具也是高级的，各色果子零嘴的餐具也是高档的，看上去都更加讲究了。王桂兰就看不惯周伟红这个做派，这日子过得都火烧眉毛了，她还有心思在这弄一帮人喝茶吃零嘴儿？这人是真不会过日子，也是真没心没肺。
周伟红和宋建国的想法一样，就算是再普通都家庭，围着炉子煮一户香茶，烤几个桔子和板栗，都为秋天增添了一份温暖和诗意，都觉得自己的日子是丰富多彩的，焦头烂额之余也能感受到天津的秋天是多姿多样的。天天忙着生活，顶着压力过活，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最普通的老百姓人通过围炉煮茶，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增进亲朋之间的感情，这叫生活的智慧。
“我们天津人习惯里这种围炉煮茶的时光，不仅是自己的一种放松和享受，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承。”
“自己馋就说自己馋，自己穷讲究就说穷讲究，还搞这么大一个帽子戴上。”俗话说吃人嘴短，花人手短，这些话王桂兰只能在自己心里捣鼓。她也下楼来来，就是要看看这两口子一把年纪吃零嘴儿能吃出什么花样儿来。
周伟红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日子的。遇到风雨她也不惧，遇到艰难她也可以顶上，但是该享受的生活她也不会放过。老宋家现在的情况，她更是觉得，日子好过的时候是好日子，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得把日子过好。一分分攒钱是好习惯，但是小小不言的花点钱让大家在不高兴的日子里找点高兴的事儿更重要。总不能吾日三省吾身，每天睁眼前闭眼前都告诉自己还有多少难事儿等着办吧？
那不叫生活，那叫自虐。
大家通过老宋家的窗子向外望去，秋天的五大道色彩斑斓，道路两侧和建筑物周围的白蜡、杨树、银杏等树木呈现出红、黄、绿三种颜色交相呼应的景致，在秋雨的洗涤下仿佛一幅带着浓烈色彩又生机勃勃的油画。老宋家屋子里，茶水在炉上咕嘟咕嘟地冒泡儿，各种香气和雨水的清香味儿混在一起，就是生活的醇香，这一刻只有美好没有苦涩，一家人也单纯地享受着秋日的宁静与美好。
李晨萱给孩子们在雨天描述五大道晴天的秋景。马场道的银杏在秋天一片金黄，洋楼外墙上，常常爬满了爬山虎。到了秋天，爬山虎的叶子变得鲜红，为古老的建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街边会有一些小吃摊出摊，热气腾腾的煎饼果子、香气四溢的炸糕、酥脆的油条等特色小吃，吸引着过往的行人。居民们会在上班、上学的路上买一份小吃，开启新的一天。煎饼摊前，摊主熟练地摊着煎饼，食客们在一旁耐心等待，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众多的西餐厅、咖啡馆里弥漫着咖啡的香气，人们在这里享受着悠闲的时光；中餐厅则提供各种天津传统菜肴和特色美食，如八珍豆腐、老爆三等。到了秋天，一些餐馆还会推出秋季特色菜品，吸引着食客们前来品尝。五大道经常举办各种艺术展览，秋季也不例外。艺术家们会在美术馆、画廊等场所展示自己的作品，吸引着众多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一些小剧场、咖啡馆会在秋季举办文艺演出。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让观众们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演出结束后，人们会在附近的餐馆、酒吧聚会，分享观演的感受，还有意犹未尽、即兴表演的。街头巷尾，还能看到一些传统手艺人，如捏面人、糖画艺人等。他们精湛的技艺吸引着人们驻足观看，孩子们更是对这些传统手工艺品充满了好奇。这些人的存在，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也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在中西融合的土壤下，多了家乡和民族的厚重与根基。
周伟红把烤好的板栗和桔子分给孩子们，前几天张冀出事儿了，她心里烦闷连夜做了桂花糕，昨天又做了红豆包、今天早上又做了枣泥馅儿的棋子烧饼儿。宋建国还自己做了红果酪沾了各式各样的小糖堆儿。 两人让孩子们都吃了，吃了就没烦恼了。
王桂兰心想：知道是家里出事儿了，不知道还以为中彩票了呢。
周伟红说：“五大道是好，可是我们小时候住的老城里那才叫更好。”
若是不经意走进了老城厢，青砖灰檐、方院高墙，仿佛一秒穿越回古老的“天津卫”，透着京畿之地的古朴与庄重。拥有600多年完整城市建设历史的老城厢，是古代天津卫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立于老城中心的鼓楼，则是老天津人心里经典的地标。
如今，不管周围人气颇旺的老街怎么喧嚣，鼓楼看上去总是沉静的，浸润着历经岁月磨砺的静气。登上鼓楼，倚靠着汉白玉栏杆，抬头即是琉璃碧瓦下的飞檐斗拱，看着群青漆色间点缀的朱红，很难不被暗藏在建筑中的“老祖宗的审美”所惊艳、震撼。
当年，周伟红家住在鼓楼附近的的一座大杂院里。解放前是一处有钱人家的宅子，进门有门当抬头有户对，两进的四合院住着多年的邻居们。正对着大门有一堵青砖镂空雕花的灰色影壁墙，听说当时是请大天津最着名的砖雕师傅刻砖刘的手艺。那时家家户户还没有煤气，家家户户早上起来做饭都得生炉子。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妇女们也都被安排了工作，家家户户大多数都是双职工家庭，很多还都是三班倒，大家都牟足了劲儿，恨不得一代人就赶超欧美。
孩子们放假就都自己在家做饭，一个孩子的就脖子上挂钥匙。孩子们凑在一起总有玩不完的游戏。猴皮筋儿能跳出花样儿来，跳绳也一样，踢键子更是能提出宇宙新高度。打羽毛球、叠罗汉、放风筝、拉空竹、推圆环每天都玩儿满头大汗，乐不思蜀。
周伟红的父亲是厂子里的木工。家里的家具也都是他自己做的。不仅大衣柜、大床小床、餐桌、碗橱是他自己打的，就连孩子们的儿童车，都是他亲手作的。周伟红的母亲手也很巧，大人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周伟红小时候长得特别好看，母亲用的确良给做的花裙子剩下的布头做个绸子扎辫子上，再穿上白袜子红皮鞋，洋气极了。日子很困难，可依然过得体体面面。
周伟红跟一家人随便聊着，聊着聊着话题就就没了边际儿，话匣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百年中国看天津，到新中国产自天津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第一块出口的海鸥手表、第一辆无轨电车、第一台全齿轮车床、第一辆简易蒸汽机、第一家拖拉机制造厂、天津是第一个有公交车的城市、第二个有地铁的城市、天津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南开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王桂兰新说，说这些干什么呢，说这些自家的烦恼就没有了吗？说这些就能找回自信，把日子过好了 ，这些跟小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可她正这么琢磨着，忽然看到一家人老老小小的眼睛真都比刚才亮了，还真是多了自信和骄傲。
周伟红跟大家聊自己结婚前家门口的情形：旧时的鼓楼高三层，楼基是砖砌方形城墩台，楼体设有拱形四通门洞，对应四座城门。城台上建有木质双层顶式阁楼，上层内悬唐宋铁制大钟，早晚共敲 108 响用作报时，老百姓以此掌握起居和劳作时间，成为天津独特的一景。 周伟红小时候就住在老城里离着钟鼓楼非常近。
老城里还有高台阶的华家门：华家在清朝初期经营盐业，家产丰厚。华世奎更是天津四大名书法家之一，16 岁中秀才，19 岁中举人，后来成为正三品官员。他家门口台阶高，显示出较高的社会地位，被人们称为“高台阶，华家门”。
还有“李善人”的善举：李春城家也是靠经营盐业发家的豪门。李家好布施，修建各地庙宇、冬天施舍棉衣和小米粥、接济难民等。到了李春城的孙子李荩臣时，“李善人”的名号才传开。马三立大师的《开粥厂》据说就是以李善人为原型创作的，因为当年李家确实在东南城角草厂庵开设过“李善人粥厂”，用来收容乞丐。
还有什么叫天津俗语 “一坑银子、一坑鬼，一坑官帽儿、一坑水”：说得是关于老城厢内四个水坑的民谚。东北角的水坑被称为“一坑银子”，因为东北角外是大胡同商业区，还有官银号，是老天津卫的金融中心；西北角的水坑附近有城隍庙，被叫做“一坑鬼儿”；东南角的水坑旁是贡院，考上举子能当官，所以是“一坑官帽儿”；西南角的水坑最大，就被称作“一坑水”。
“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贫，西门贱”：这是老天津人对老城厢四个方位居民状况的总结。北门商业发达，漕运繁忙，有众多商业区；东门有文庙等文化教育场所，还有很多府署衙门，政治、教育、商务融合；南门居住的多是贫苦居民，还有南市三不管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西门外有乱葬岗、刑场，且居住着很多贫苦百姓和土娼，所以有这样的说法。
孩子们听得入迷了，就连王桂兰和夏春华不是本地人也不知道这些事儿。周伟红娘家几代人都在老城里长大，天津老城里的事儿不仅耳熟能详，更能张嘴就讲出来。老宋家的人本来一个个情绪低落，对未来充满迷茫，可听着这些竟然从家乡的底蕴里增长出自信来了。能生活在大城市，能生活在国际大都市，能在这样的城市里亲人们都围在一起，本身就已经赢麻了。
周伟红说，老城里虽好，可也经不住没落。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她有些亲戚就住在“三级跳坑”的低洼简易平房。房内地面比院子低，院子地面比胡同低，胡同又比马路低。平时，大杂院里邻里之间相处融洽，充满生活气息。人们在院子里一起聊天、下棋、纳凉，孩子们在胡同里一起玩耍、嬉戏。自来水龙头前接水、洗衣、洗菜时大家也会说说笑笑，谁家有什么事儿几乎全都一起分享，一起八卦，一起哈哈。
可每当下雨，雨水倒灌，室内积水严重，居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居民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只能把屋里的地面自行加高。咱们现在不知道比那时吃穿用度幸福多少了，至少不至于这样都大雨天想着爬起来淘水。
说着说着，周伟红忽然话题一转：“这事儿啊，一点也不怪张冀。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老婆孩子亲妈，这是他的命，命都没了工作是为了什么？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工作不是为了没有生活。以后咱们谁也不能拿这件事儿刺激张冀，咱们得跟他站在一起。我想好了，明天我去他们公司找领导去。我就不行，人心不是肉长的？我们一个普通打工的，都离职了，还得被置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