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着急地问。

“我觉得我们得自己找证据，证明叔叔的清白。”徐军说，“我想过了，叔叔是会计，肯定有工作记录什么的，我们找找看，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

于是，我们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我爸的工作资料。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账本和发票存根。徐军仔细地翻看着，突然眼睛一亮：“你们看，这几张发票的备注上写了用途，好像和粮站的某次采购有关。我们得去粮站问问，看能不能证实。”

我们来到粮站，找到当时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张叔，您好。我们想问问，当年这笔采购的具体情况。”我有些紧张地说。

张叔看了看发票，回忆了一下：“哦，这个我记得，当时是为了应急采购的一批物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发票开得有点复杂。”

“那您能帮我们写个证明吗？证明这笔采购是真实的，和违法没关系。”徐军连忙说。

“行，这没问题。”张叔很爽快地答应了。

拿到证明后，我们感觉离真相又近了一步。徐军说：“我们得把这个证明交给公安局，说不定能对叔叔的案子有帮助。”

然而，当我们把证明送到公安局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这只是一部分证据，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支撑。我和我妈又陷入了绝望。

“别灰心，我们再想想办法。”徐军安慰我们，“我觉得我们还得从那些和叔叔工作有接触的人入手，说不定能找到更多线索。”

接下来的日子里，徐军带着我四处走访我爸的同事和业务往来的人。每到一处，他都耐心地询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徐军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发现他虽然平时一副混混模样，但在这件事上却非常认真负责，头脑也很灵活。

“徐军，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一天，我真诚地对他说。

“跟我还客气啥，我们是兄弟。”徐军拍了拍我的肩膀，“再说了，看到阿姨这么着急，我也不能不管。”

终于，在我们的努力下，找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我爸是被冤枉的。那些发票虽然开得有些不合规，但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并没有违法的意图。公安局经过重新审查，最终决定释放我爸。

我爸回来那天，我和我妈早早地就在家门口等着。看到我爸的那一刻，我妈哭了出来。“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我妈不停地说着。

“多亏了徐军，要不是他，这事儿还不知道要拖多久。”我爸感激地看着徐军。

“叔叔，您别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徐军笑着说。

从那以后，我和徐军的关系又变得亲密起来。他不再是那个让我觉得陌生的混混，而是我的救命稻草，是我真正的兄弟。经过这件事，我也明白了，人不能只看表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而徐军的仗义、勇敢和执着，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也让我懂得了友情的珍贵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