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至永初元年，西边羌族突然反叛大汉，一时间战火纷飞，边患频仍。与此同时，国内也灾祸连连，多地相继发生地震、暴雨以及狂风冰雹等恶劣自然灾害。面对如此艰难局面，徐防深感愧疚不安，他认为自己未能尽到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之责，致使百姓受苦、江山蒙难。

怀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徐防屡屡上书向安帝请罪，言辞恳切，主动承担责任。终于，安帝念及他往日之功，虽免去了他太尉一职，但并未过多责罚。

自此后，三公因灾异而遭策免竟逐渐演变成一种惯例。这本应是君主自省施政得失的警示之举，却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沦为各方势力相互倾轧、排挤异己的工具和借口。每每想起这些，人们不禁感叹权力争斗的残酷与无奈。

徐防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太学教育制度改革方面：规范了太学的教学与考试标准：徐防在东汉中期提出的太学考试制度改革，强调以官定学说为准，这一举措在当时统一了太学传授学业的标准。在此之前，太学中对经典的解释随心所欲，考试时争论不休，这种混乱的学术局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传承。徐防的改革使得太学的教学和考试有了明确的依据，为后世官方教育体系中教学内容和考试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例如，后来的朝代在设立官学、选拔人才时，也会注重对经典的统一解读和标准的制定，以确保教育的规范性和人才的质量。

推动了经学的传承与发展：徐防主张以章句之学来解读经典，注重对经典文字意义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学的研究和传承。虽然章句之学在后来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被认为过于繁琐和僵化，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于经典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世的学者在研究经学的过程中，也会参考和借鉴东汉时期的经学研究成果，徐防的贡献为经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

政治行为的示范方面：确立了灾异免三公的惯例：永初元年，西羌叛汉，国内多地发生自然灾害，徐防认为自己没有辅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屡次上书引咎自责，最终被安帝免去太尉之职。此后，三公以灾异策免的惯例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击排斥异己的借口。这一惯例的形成，反映了当时政治制度中对官员责任的一种特殊认定方式，也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世的官员在面对自然灾害等异常情况时，也会感受到一定的政治压力，需要对自己的治理行为进行反思和检讨。

在拥立皇帝事件中的作用：徐防参与了拥立汉安帝的行动，并且立场坚定地站在邓太后一边。这一事件对于东汉王朝的政治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为后世在皇位继承和政治权力交接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案例。在封建王朝的政治斗争中，拥立皇帝往往是各方势力争夺权力的重要手段，徐防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官员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

正面评价：

勤勉敬业：徐防一生为官，从尚书郎到三公之位，始终勤勉政事，在各个职位上都有所作为。他对政务的认真态度和积极的工作精神，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认可和赞赏，也为后世官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强调了官员应有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维护统治秩序：徐防提出的太学考试制度改革，有助于统一思想，减少太学中的学术纷争，维护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在封建王朝时期，思想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国家的统治至关重要，徐防的举措符合当时统治者的利益，也为东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负面评价或争议点：

思想保守：徐防主张以官定学说为准，限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他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太学的教学，但也可能抑制了学者的创新精神和对经典的深入探讨。在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过于强调统一标准的做法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进步。

政治立场的复杂性：徐防在拥立汉安帝的事件中，其政治立场更多地是基于对邓太后能力的认可和政治局势的考虑，而并非完全基于正统的继承法则。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官员在政治决策中的权衡。对于他的这一行为，后世的评价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有人认为他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也有人认为他违背了传统的政治伦理。

一个人身处政治斗争之中，审时度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