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通过苏轼年谱和《东坡乐府笺》，可以发现，第一年，苏轼只写了两首词。看来初学填词的苏轼刚开始填词的时候也还是有些生疏。熙宁六年则写了五首，而在熙宁七年（1062）则写了四十二首，是其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

苏轼在后来在写给堂兄子明的信里回忆说：

“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何词。”

在这封信里，苏轼就自己谈到了他此时还不会作词的情况。

苏轼开始作词时候，也学习与模仿过其他人，比如欧阳修与柳永，但他的词与他们又不同，苏轼词除了写景抒情之外，往往还会富含哲理或是直抒胸臆，最终自成一家。

在苏轼的词中，超旷是其主调，有时也隐隐表现一种失志之悲，有些还涉及儿女之情。他着名的词《水调歌头》具有飘逸高旷之致，但也表现了他内心深处一种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的悲慨。

叶嘉莹先生总结苏轼词的特点：“苏轼之词，虽以超旷为其主调，然其超旷之内含却并不单纯，其写儿女之情者，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故当观其人而能出之处。其写旷逸之怀者，则又未全然忘情于用世之念，故又当观其出中有入之处。至其偶有失之粗豪浅率者，则是高才未免于率易之病，固当分别观之也。”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

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所以，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

当苏舜举见到长官苏轼，就迫不及待地向苏轼反映了一件闹心之事。事情的起因是苏舜举数日前去州里办事，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忙问其故，舜举说他擘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非常简练且实用。前日他将去呈本州诸官，都觉得不错。待呈转运副使王廷老时，王廷老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

苏轼取其《规例》详看后，觉得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苏舜举便说，自来听人说过一个小寓言故事：

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

日后，这也成了《乌台诗案》的一段公案，被指苏轼与苏舜举本意是以话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

苏轼到了临安，与周邠、李行中先去与了径山，凭吊吴越王遗迹，作了不少诗。还登临了玲珑山，夜晚便借宿在九仙山。

在游览九仙山时，苏轼听到了当地民间传唱的儿歌《陌上花》。

乡亲们说，唐代的吴越王钱镠本是杭州临安人，被当时两浙百姓称为“海龙王”。所以，他的妻子每年春天一定回到临安，吴越王就派人送信给王妃说，“田间小路上鲜花盛开，你可迟些回来。”

吴人就将这些话编成歌儿，所含情思婉转动人，使人听了心神凄然，然而它的歌词比较粗俗、浅陋，多才的苏轼就将原有的俚俗之辞换掉，成了以下的三首诗：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苏轼写的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喟叹，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

到余杭后，苏轼又与当地官员蔡准、吴天常、乐富国、闻人安道、俞康直、张日华等人一起出游作诗。

公事已毕，回到杭州时，知州大人陈述古早早就在介亭上设宴招饮，专门为苏轼接风洗尘。

遗憾的是，一路的风尘仆仆之下，苏轼偶感风寒，又过了几天，就连陈知州重九之会前夕的邀请也无法赴约。

重阳节这天，苏轼作诗与鲁有开（字元翰）取乐，鲁有开是鲁肃简公鲁宗道的侄子，因为在南康做官回到京师，王安石问他江南的社会与民生如何？

鲁有开回答道，新法当为他日之患！

王安石恼羞成怒，遂将鲁有开贬谪为杭州通判，与苏轼一样的官职。

当时杭州同时有两个通判，也是奇事，好在两个人的志趣相投，又平起平坐，所以说苏轼时不时与鲁有开开些玩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重阳节过后，苏轼的身体逐渐恢复，当听说周邠与李行中两位朋友曾在西湖上寻找自己，并给自己寄来了诗作时，就赶忙次其韵回寄了和诗。

去年，杭州发生了一件奇案，令苏轼感到不公。

事情是这样的：

一户裴姓人家的女佣正在井旁洗衣服，这时候主人家的小女孩却坠井身亡，当时仅这位名叫夏沈香的女佣一个人在场，至于小女孩是如何坠井身亡的，一时间也没有人证物证。

此案被交到杭州府审理，杭州的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接手了此案的审理，鉴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女佣夏沈香有杀人的嫌疑，于是就判决夏沈香决臀杖二十板后放人，并就此结案。

哪知，后来的杭州路提刑陈睦觉得此案大有蹊跷，决定由秀州通判张若济推倒重审。

张若济在重新查勘审理后，决定以杀人罪处死夏沈香。这件案子于是就有了较大的争议，致使初期审理此案的三位官员杜子方、陈珪、戚秉道因此而被朝廷免职。

作为自己的同事兼下属，苏轼对这三位官员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愤慨，他认为此三人原本无罪，而有这样的后果主要是朝廷上受了小人的蒙蔽。陈睦与张若济是想蒙蔽朝廷，并借此事冲替逐人，打击报复。

“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蛤蟆行复皎。”（《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于是，苏轼作诗对三人进行了劝解，意思是官场上一时的失意并不可怕，相信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