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基（出生不详—亡于618年），字懋世，吴郡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是隋朝末年的重臣和佞臣。佞臣是指那些善于逢迎、谄媚君主，以谋取个人私利的官员，也算是奸臣中的一种。虞世基在隋炀帝时期担任过内史侍郎、黄门侍郎等要职，参与朝政决策。他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意，经常为隋炀帝出谋划策，但因其建议往往过于迎合隋炀帝的心意，缺乏实际可行性，因此被后人批评为佞臣。

“陛下，臣等有良策献上，可解被围之困。”两人双双跪下，伏地而拜。

隋炀帝一听，立马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忙道：“爱卿快快请起，有何良策，速速道来！”

两人起身，凑到隋炀帝近前，轻声汇报解围之策。隋炀帝听后，点头认可。

第二日，隋炀帝一扫几日来的狼狈之态，梳理打扮整齐，身披战袍，在裴矩与虞世基的陪同下，来到城楼亲自督战，慰问守城将士。同时做出重要指示，命令众将领只能死守城池，不得迈出城门一步，就是被突厥贼兵骂死也不得打开城门迎战，必须坚守待援。并鼓励士兵奋勇击杀攻城之敌，承诺对守城有功的将士给予重赏。

守城将士看到这么大的一位国君亲临一线作战指挥，而且精神抖擞，信心十足，一点都没有笼中困兽的颓败像，自是士气大振，战力十足，再加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将士们更是铆足了劲准备狠揍来袭之敌。

下了城池，隋炀帝按照裴、虞二人之计，立即书写密诏檄文，安排得力之人将诏文绑在木头上抛入汾水，希望借此吸引附近的隋朝官兵前来救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漂流瓶，只不过杨广在里面装的不是交友信，而是救命信。

巧的是，最先发现诏文的是云定兴。云定兴，是隋废太子杨勇的妾侍云昭训的父亲。云昭训原为皇太子杨勇的昭训妃子，后因杨勇被废，云昭训也被除名，配给皇室后勤官家为奴。

云定兴正是因沾了这么一丁点皇亲的关系，通过贿赂和巴结隋朝权臣宇文述，逐渐获得提拔，最终担任左屯卫大将军。作为十六卫之一，左屯卫大将军不仅负责军事指挥，还参与国家的安全保卫和重要决策。

云定兴是一个在复杂政局中善于钻营的人物，他的经历在史学界充满了争议。在史书中，云定兴也经常被描述为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之人，他利用与皇室的关系，以及贿赂和巴结权臣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云定兴的亲兵卫队在河边发现了诏书后，立即呈给云定兴看，看到诏书内容后，他内心甚是欣喜若狂。前面咱们介绍过，他是善于投机钻营之人，史料中虽然没有记录过此诏书的内容，但结合当时杨广的危急处境，诏书不乏写有对“救驾有功者”的承诺，要么加官进爵，要么奖励可观的金银财物，要么升官、发财兼有之。

当时，云定兴带了两万人马驻扎在五台山脚下。面对突厥兵多将广的局势，云定兴再三衡量，感觉自己兵力不足，于是决定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后再行动。他这一次扩编，可谓扩来了天大的荣华富贵。

云定兴此次扩编，竟然引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来应募，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用这么几个词语来概括描述：英明神武，文韬武略，雄才大略，励精图治，海晏河清！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也曾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此外，众多史书对他的赞誉也不绝于耳，史载：“太宗文皇帝，天纵之才，神武之略”“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等。

这位英雄才俊就是后来成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因他的英明神武，使北方少数民族对唐朝产生了极大的敬畏和敬佩，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在灵州（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会盟中，被西北各游牧民族尊称为“天可汗”！

李世民此时初次登上历史舞台，他接下来会有多大的作为呢，我们且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