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以前没有做过这类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还是说道：“定不负重托。。。”

萧轩本人也没有闲着，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依靠自己手头内掌握的资料，也对官府能够掌握的地源房源乃至四市地权价格和收益潜力进行了一个大致的评估。结论是，对于四市规模大概在百万规模左右的脱产工商业者的实际年产出，再加上几十万皇粮群体的收入而言，实际上在房地产负担成本这方面至少有每年千万两上下利益承受能力的空间，如果权益出卖转让，往多里说这是价值上亿的一笔财富，少里说是价值五千万石粮价的财富。或许在正经意义上的古代或者农业社会，少有人能够通过城里的房地获得大量利益。不过萧轩了解到的一个反例是民国时代黄安那些商帮就曾经在武汉三镇评此获利不少，因此这也并非特别绝对。

如果这个主意不行，很多事情与自己的预想有差距，那萧轩也只能通过一些带有一些压力的方式来征集“法制化红利债券”来做补充了。总之：每年至少拥有百万亩，一万顷耕地利益的奖励能力应该是自己必须具备的。这样算下来至少能够全天下百分之一的新增男丁百亩上等田地的利益？

其实这时候萧轩并没有想到在这个时代，风调雨顺的江东一带百亩左右的中等田地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很多事情为了达到最大的效果，萧轩也只能“料事从宽”了。

在巨额举报奖励制度化的准备估算初步完成之后，萧轩还打算进行一系列公开演讲活动。

崇祯八年端午节的时候，一个阴雨季节里还算难得的好天气，苏州城外临时开辟出的一片空地广场上人山人海聚集着十来万规模从各地在专门的邀请函之下赶来的人。其中有军队内系统或者情报线系统上的，也有体制外的不少商户，甚至新学的不少学生，乃至还算在新的体系内有一定身份的匠人。萧轩相信以这些人的所见所闻，很快就能让消息传递到整个江东乃至更远地带的百姓。

萧轩当然也明白在这个没有扩音器的时代，几万人中的大部分或许只能通过事后发下来的演讲稿来了解这一次讲话的内容，但并不以为意。

“。。。今天，我要为秦始皇来正名。虽然一些历史上关于事实的澄清已经有了几年的铺垫了，但我还是要说：这千年以来的世道如何，或许身为中下层并非显贵的你们应该有着更深的体会。为了能够稳妥的赚钱养家甚至生存，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在世上生活的小心翼翼，不敢得罪这个，不敢得罪那个，顾虑这个，顾虑那个。不仅权贵和高官有的时候在你们的头上，就是一些刁民有的时候也经常利用自己的能量来恶心人们。很少有人能够在这世上安全稳妥自由自在的行事，很多正经的事业都要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额外成本。这一切都是法治不彰的后果。。。”